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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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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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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形成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他们组织各种派别活动,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夏,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反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强调团体的独占性、排它性,这些小册子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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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材料”的出台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 许立群是在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于1966年1月接手分管学术批判的事的。据我的观察,许立群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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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2004年第12期刊载的《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一文中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所写《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食堂报告》)一文的产生过程,说“当夜,研究人员经君健就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用实际材料说明食堂有七个弊端”;又提到:“中宣部内刊《宣教动态》登了出来。《宣教动态》删去了后面的建议部分,只留下农村公共食堂的七个弊端”云云。我是工作组成员之一、《食堂报告》的主要调查和执笔人。现根据本人的回忆,对以上两个问题做些补充和修正。经济所昌黎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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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伯父胡家博是著名学者、“大右派”黄万里的弟子,因为替黄万里辩护也成了右派,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专程采访了伯父,并在其《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和《追寻黄万里》两本书中都给了伯父一定篇幅。当然,赵诚关心的是伯父所了解的黄万里。但是我觉得伯父的一生,除了与黄万里的那一段关系外,也还有不少坎坷、不少光彩,尤其是在已近退休之年还为中国闯进伊朗水利设计市场,也是为中国水利设计首次进入国际市场立下了头功。他应当算是那一代与多舛命运抗争的很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吧!因“保黄”而成为右派1957…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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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有个古老的传说，舜有两个女儿，生有灵光，可照方圆百里，于是一个名叫“宵明”，一个叫“烛光”。这两位中国的“烛火”女神，大概是古人对于灯火之始的想象。然而，中国的灯火之路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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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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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五一”反“扫荡”60周年纪念日。我刊曾于去年第4期登载征稿启事,并拜访了一些当年在冀中血火大地战斗过的老干部、老战土。本文即著名作家徐光耀应邀惠供的一篇力作。 徐光耀,河北雄县人,生于1925年,1938年参加八路军,一直在部队中做政治、文化工作。1958年以后,因被错划为“右派”,转至保定市文联。1981年改正后调到河北省文联,曾任党组书记和主席。1996年离休。作品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昨夜西风凋碧树》等。 在这部名为《血色冀中——“五一”反“扫荡”六十周年祭》文集未出版前,择其佳作,以飨读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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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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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夏之际，先是号召，鼓励鸣放，继而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对于由鸣放而反右，毛泽东曾以谋略家的语言加以概括：叫做“诱敌深人，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但是，在鸣放之初，连中央各大报一把手也无从知晓高层的决策机密，大家都从正面领会“鼓励鸣放”的中央精神，并努力在报道工作中加以贯彻。这年4月底，我奉命赴沈阳采访，撰写了以报道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为内容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当时自以为这篇通讯较好地体现了“放”的方针，且被掌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将此文在显著地位刊出，证实了我的自我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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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文艺界相继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舒群、罗烽、白朗反党集团”。1957年,这两个集团的成员除舒群外,均被打入“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同年还揪出“江丰右派反党集团”。与上述反党集团有关联、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受到处分的各有60位左右的文艺界人士。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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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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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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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是毛泽东于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谈笑间“钦点”了不少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讲话中被数度提及,次数甚至超过了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毛泽东口中,他或是和别人一起出现,如“是走章伯钧、罗隆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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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时先生曾在民主革命中作过重要贡献,但在解放后却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不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疾死狱中,而且全家遇难无一幸免,在当年“七君子”中,王造时的结局最悲惨。1．“安福才子”王道时先生1903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西南部的安福县,那里山青水秀,地杰人灵,同一时期出了4个才子,又称“安福四杰”,除王造时以外,还有罗隆基、彭文应和彭学沛。其中以王的出身最“好”,父亲是一个木排工人,替人从山上伐木,然后沿江放送水排,终年劳累,省吃俭用,积了点钱做起竹木生意,到第三个儿子雄生（即王造时）出生时家境已经…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