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前进士”考论

金代"前进士"称谓,承袭于唐、辽、宋,影响直至元代。唐代"前进士"是指进士及第后通过吏部关试获得铨选资格,但尚未仕宦于官僚机构的守选进士。辽宋"前进士"比唐代又增加了新内涵,表现出对进士称谓引申出文化特质的尊重与认同。金代"前进士"内涵比之辽宋又出现新的变化,参加科举考试,但未通过殿试获得及第进士身份者以"前进士"自称作为知识身份象征。元代金遗民"前进士"内涵中增加时间维度,特指已经覆灭王朝遗存至新王朝的及第进士。"前进士"内涵于辽、金、元三朝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北疆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士对自身儒学文化继承人身份的认同。     

金代私学教育

私学是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代官学的一种必要补充。金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学习观念和人才选拔思想,辽、宋的私学传统以及私人刊刻、印卖书籍的普遍现象,构成金代私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依据教学内容、创办者、办学目的的不同,金代私学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官宦私塾和自学等五大类型。与其他朝代私学相比,金代私学具有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加广泛等自身特色。金代私学对于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交流,以及各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作用

在金朝统治者的重视下,随着社会与经济秩序的稳定,金代的图书编纂开始步入了稳定发展与繁荣时期,通过对《金史·艺文志》的考补,可知金代编纂的书籍共660余种。在种类上以经史子集为主,规模上各类、各时期略有不同。金代的图书编纂及其流通,推动了金代社会的文化进步,在促进了金代社会汉化进程的同时,也对元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代时立爱家族成员时丰妻张氏墓志铭考释

金代时丰妻张氏墓志铭出土于河北新城,志主张氏系金初重臣时立爱季子、礼宾副使时丰的妻子,是金代涿州时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墓志所记张氏生平及家庭情况不仅可以完善涿州时氏家族成员世系、婚姻及仕履等信息,同时还涉及到海陵正隆削爵、进士人数辑补等金代史实,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研究综述

正金代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分"界分"交钞的印行和法定银币的流通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创举,金代货币体系和通货膨胀等相关问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密切关注,相关记载在金代及以后的文献史料、文人笔记、文集和碑刻中均有涉及。广义的金代货币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货币本身的研     

金代史官考

金代皇权更替多伴有政变,皇帝往往借修史维护其皇位正统地位,国史纂修与皇权政治虽不同物,然密不可分。因此,金代实录记注较为系统,金代史学也受到古今学人重视,史官也最得职。史官制度完备且有效。修史机构胡汉合一,而史官女真、汉各置,史官群体由女真、汉、契丹、奚、东胡后裔、拓跋氏后裔等多民族构成。史籍所见各族各类史官133人,接近皇权核心的重要史官大都是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承担修史实务,史官皆才学、慎密之士,是金代官僚集团中的"精英"人群。金代史官制度上承辽、宋、唐,然其修史机构常置,史官较为稳定,胡汉分工合作,纂成汉文、女真文《实录》、《起居注》等,使金代史官修史制度既有浓郁的传统性又有鲜明的时代与民族特性。     

金代兴学与教育发展

金代建国之初,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经过几位君王的努力和两次大规模的兴学,到金代中后期,探索出多民族国家发展教育的新途径,汉、女真两套学校教育系统建立并完备起来。金代的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颇具特色。其成功的经验得到了当时文人和后世学者的肯定。     

介绍两方金代“都统”铜印

近年,河南省宝丰县文化馆入藏了两方金代"都统"铜印。一、"都统所印"。出土于宝丰城北20公里汝河南岸的赵庄村。铜印正方形,边长6.2、通高4厘米,重575克,印面左右略呈弧形。印文阳刻九叠篆书"都统所印"。长方形纽,上镌阴文"上"字。印背右刻"恒山公府天兴元年",左刻"造都统所印",均阴文楷书(图一)。"都统"为金代武官之名。按《金史·兵志》"大将府治之称号"条记载:"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     

金代屯田制度初探

屯田制度是金代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受金代女真族本身历史发展特点的影响,金代的屯田制度与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它在金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虽然有些论著中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但尚无专文进行全面研究。本文拟对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全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师友。一金代屯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金代的屯田制度是由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发展来的。《金史·兵志》中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     

金代法律中的儒家思想观念

金代法律经过对自身习惯法的改造,吸收前代唐宋辽法,完善了金代的法律系统,金代法律里面体现了许多重民本,惜民命的温情因素,中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金代法律刑罚之中多有体现,这也是金代法律较为完备成熟的一个象征。     

山西金代建筑的建筑特色与历史价值

金代处在中国古建筑发展的高潮期,金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山西保存的金代建筑数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且由于山西处于当时各民族冲突融合的最前沿,其地区性的建筑特色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说来晋北长期受辽统治,故受辽的建筑风格影响较大,而辽又大量保留了唐代建筑雄伟的主基调,因此晋北金代建筑普遍呈现"豪劲"的风格;晋中、晋南除去一些细微的风格差异以外,主要是继承了宋代"柔美"的建筑主基调。     

金代文学家王寂与佛教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背景的推动,金代文学家王寂身上体现出浓厚的佛教情结。他畅游佛寺,结交高僧大德,具有较高的佛学修为。同时,佛教对其交往视野、诗文创作、生活态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切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文人与佛教的良性互动。     

论金代对僧侣阶层的压制政策

金代对僧侣阶层一直采取压制性政策,具体表现为对其人员数量、经济资产、法律特权、结交权贵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等.这种打压僧侣阶层的政策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所以如此,恐怕与金代皇帝对佛教的抵触情绪,女真人对萨满教的极度信仰,国家政治文化的高度儒家化,以及"辽以佛废"的惨痛教训有关.正是这样的政策,使金代的僧侣阶层在当时始终没有成为特权等级,从某种意义上说,金代经常发生的僧侣惑众谋乱事件与此也不无关系.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对金代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

金初一些女真贵族自觉地访求"祖宗遗事",对于搜集和保存女真族早期的历史资料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金代皇帝多数重视以史为鉴,喜读史书,尤其关注修史工作,命令专人负责实录的纂修、更定,甚至亲自审查史臣们上奏的实录,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史学自觉.这不仅使金代形成了相对"详核"的实录,也显示了女真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论金代的禁榷制度

禁榷是金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的禁榷商品包括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等10种.针对这些商品,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以加强管理,同时,通过制定法律来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以维护国家对专卖商品的垄断权.金代通过实行禁榷制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统治基础,对金代发展北方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金代学者的文化传承——以李纯甫为中心的考察

金代文化虽较辽代有所发展,但比起和其同时的宋朝臻于至盛的文化成就而言,则显得黯淡无光,往往不被学者所重视,尤其金代的文化传承更是少有人注意。李纯甫作为金末西京的著名学者和文坛盟主,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味极为丰富。对他的文化传承的考察无疑可以起到管窥有金一代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也有利于发见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全面了解和把握金代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促进我们对它进一步的研究,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     

金代东北民族的内迁

金代东北民族的内迁吴松弟十二世纪二十年以后,在北方人民纷纷往南方迁移的同时,女真、契丹、渤海等东北民族也大批迁入中原地区,从而构成当时南北移民大潮中波澜壮阔的一幕,形成唐代以来又一次边疆民族的内迁高潮。关于这一问题,当代学者曾就某一方面作过一些研究①...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官制.本文还分析了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及作用.     

驴在金代交通工具中的作用初议

驴在金代社会生活中有诸多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方面,通过考辨驴与马的史料,并将驴与马作对比分析,可以确认金代人们日常出行主要是骑驴,而很少骑马。在金末人们的命名习俗中,人们多以驴命名。驴作为交通工具,为人们出行乘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便是在金宋重要的交通驿道上,驴为输送金宋使臣也作了贡献。驴是金代人们日常出行骑乘和牵引车辆的重要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