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我大舞台 “中国制造”圆我工匠梦

正我来自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名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零件钳工。父母都是武重人,我从小在武重长大,特别喜欢工业大生产的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85年,我从武重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重厂从事钳工工作,师从"全国劳动模范"余维明。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时看见大家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就想:一定不能给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思考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他从不炫耀自己——我与诗人萧三在苏联的交往

正深受欢迎的"国际诗人"我和萧三结识于1934年深秋。当时,我在苏联海参崴的列宁学院学习。萧三代表中国左联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发言,会后他和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从莫斯科来远东举行报告会,传达作家代表大会精神。萧三那时有三十七八岁,中等身材,身穿黑色西装,宽额明眸,和蔼可亲。法捷耶夫     

“职务标志”与“军衔”的区别

正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中国有许多革命者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常出现对自己或苏联教官、其他领导的职务标志误以为军衔的现象。一位老同志回忆1925年到莫斯科后:"苏联一位少校"来接他们并送他们到基辅,在基辅军校"我的军衔是少尉","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他们的教官德国人施拉木"已是苏联上校军官","1928年春,苏联红     

追忆留苏岁月

1951年8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医学研究生30名,都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卫生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并被分配学神经外科。我们都是第一次出国,没有涉外经验,大都没有学习过俄文。因此,卫生部、高教部和外交部负责同志专门给我们作报告,介绍苏联的社会情况和     

在苏联学习的日子里

斯大林在世时,从1951年起,由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邀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团干部、到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学习,学制一年。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班,人数不等。我国一共选派了6期,共139人。我们是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 我们这一期共22个学员,两个翻译,1956年9月1日开学,1957年7月初毕业。出国前,团中央首先指定了我们班代理支部书记孙鹰同志(他是我国中央团校副教育长),我是代理支部副书记(我当时任广西省团委副书记),还有3个支部委员,经党员大会选举后,成立正式的党支部,支书分管学习,我管内务、组织生活、     

陈伯华回忆录（十三）

访问苏联 1954年五一节,为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我随中苏友好协会观礼代表团去苏联观光学习。这个代表团是由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钱俊瑞任团长,阳翰笙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中还有黄佐临、周小燕、陈书舫等。从北京到莫斯科,坐火车要横穿浩渺的西伯利亚。     

我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

1935年。党组织派我到苏联海参崴中国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该校团委书记。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战火不断蔓延,苏联政府和人民正竭尽全力准备对付即将来临的大战。 卫国战争开始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黄昏时分,夏日的晚风不时从海边吹来,沁人心脾。海参崴市列宁大街上,人们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汽车的嘈杂声,人们的欢笑声,不时还夹杂着年轻人的高谈阔论和     

怎样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代表团的访苏体验

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苏联。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心理上强化了代表团成员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苏方高规格接待,细致周到地安排参访和生活日程,热情的仪式活动以及双方互赠礼物的积极互动酿出代表团成员友好、愉快的心情;通过考察苏联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等,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苏联社会的美好,坚定了向苏联学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他们当时真切的心声。这样的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构成了中共代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并作用于代表团成员学习苏联的活动中,促进了他们确立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激发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动了他们回国后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的实践。     

在越南老挝的战地演出生活

正不久前,老战友从广西南宁写给我一封信。信中老战友的叙说,又一次触动了我的神经中枢,打开了49年前的记忆,使我回想起当年在异国他乡战斗生活的情景。我和老战友何方琼相识,是在越南进行援越抗美的时期,也是到越南两年半后调到五支队宣传队工作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1967年下半年,根据战时的需要和形势的发     

列梅加研究中国寻找繁荣密码

俄罗斯经济学家列梅加一辈子都在探究繁荣与发展之路。如今,他找到了两个关键词:“中国”和“一带一路”。“53年前,我考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开始学习中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工作、我的命运已经与中国紧紧相连。1984年,我作为第一批苏联经济学家访华代表团成员赴中国交流,我们的工作对当时的两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为援华苏联专家当翻译

1958年从苏联回国后,我在武汉钢铁公司陪苏联专家任俄语翻译。在武钢的专家人数最多时有20多位,其中少数专家还带有夫人。苏联专家的专业范围是耐火材料、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基本建设以及一些附属专业等。苏联专家组长叫巴杜罗夫,他的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在苏联国内有一定的权威,知名度比较高。     

胡志明遗体保存始末

三人小组赴苏联学习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健康每况愈下。1969年下半年,胡志明出现轻度偏瘫,由于他坚持锻炼,加上医生的精心治疗、护理,终于逐渐康复。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面临这种情况,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中央政治局于1967年5月19日胡志明77岁生日后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胡志明的健康问题。会议除决定采取措施加强对胡志明健     

我看中苏关系近四十年变迁

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向毛主席上书提“过渡时期”

1948年9月,我考入华东大学学习,这是华东局主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江南下,做支前工作。同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回地方工作,历任青年团的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等职。1956年夏,响应党的号召,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58年下半年,我由学生     

在契切林和加拉罕往来书信中谈到的中国问题（1924—1926）（续前）

1925年下半年,中东路局势复杂化,加拉罕只好既同北京政府打交道,又同奉天打交道(张作霖是那里的实际主人)。苏联同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1924年9月20日中国东北三省政府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中东路暂时管理办法的单独协议,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当局抵制对这个协议的贯彻执行,经常侵犯苏方在中东路上的权益,排挤其他社会组织和来到北满地区的苏联公民。     

科技体制改革与“863”计划

我出生于山东的教育世家,本想长大以后或学水利,或学教育。但按照组织的安排,1956年起我到苏联学习了6年的计算机专业,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由此与中国科技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调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专门研究学科发展和国内外科技管理体制比较。1983年10月至1984年12月,我担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1985年初,调到国家科委工作,先后任国家科委综合局副局长、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等职,     

试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对苏联军事的全面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上开展了对苏联的全面学习,派人到苏联学习和考察、聘请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以苏联为榜样开展了军队正规划建设和严格训练、订购武器装备、翻译出版条令、条例和苏军资料,使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较全面的提高,中国基本上是按照高度职业化的苏联军队模式向着正规化和职业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