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墓兽”略考

镇墓兽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品.早在三十年代,湖南长沙一带的楚墓中就有所发现.解放以后,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广泛展开,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楚墓中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镇墓兽,特别是湖北江陵地区出土镇墓兽的数量尤多.镇墓兽的大量随葬,构成了楚墓区别于中原东周墓的一个明显特征.楚墓中镇墓兽的大量出土,为研究楚人葬俗以及镇墓兽的形制、用途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元代铜权”略考

最近,省文物研究所在平舆县射桥乡发掘时,从群众手里征集到元代铜权一枚。(图一)。铜权为方形圜鼻,腹呈宝瓶状,上大下小,底为圆形,鼻高2.1、腹径5、底径5.6、通高10.9厘米(见图一)。实重951.1838克。此权系黄铜所铸,铸缝清晰可辨。铜权腹部正面阴刻“至元八年”四字,背面阴刻“南     

四川“伏羲女娲”画像略考

在四川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画像甚多,且大多手中执有一种或两种“道具”,其中尤以手擎日月最普遍。笔认为,除了日月,乐器排箫与鼗鼓也是伏羲女娲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道具”。     

“放蛊”真相略考

尽管如今相信的人极少了,但过去曾盛传过苗族会“放蛊”。就连老版《辞源》“蛊”词条也如是说。从迷信色彩来解释蛊字,最早见于梁朝顾野王《舆地志》：“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这种说法与谣传中苗族放蛊的方式很相同,所异的是,《舆地志》所指的地域是“江南数郡”,,未确指苗八。贵州在秦朝属黔中郡和象郡,是否在“数郡”之列姑且不论,“数郡”中的其他郡自然也包括了早已生活在那里的汉民族。这一推论于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已得到证实。《搜》卷十二有三则“蛊’事,此择其一：“荣阳郡有一…     

汉代“使主客”略考

汉代"使主客"一职,学界通常沿用服虔的说法,将其视作大鸿胪的属官。但从相关出土简牍资料来看,"使主客"是皇帝派出的使者,一般由"郎""郎中""中郎将""谏大夫""散骑光禄大夫"等皇帝身边的近臣出任,带有临时加官的性质,并非大鸿胪的常设属官,只是在有外国使客事务需要处置时,临时授命,承制代表皇帝处理相关事宜。并见于汉简中的"使主兵"和"使主艸"的性质,应与"使主客"相同,皆为皇帝派出的使者,具有临时加官的特点。     

“圣寿齐天”银钱略考

“圣寿齐天”银钱(封三上右)与“慈元万寿”鎏金银钱同出浙地,钱径22·1mm,重3·40g,细缘狭穿,楷书大字,书法雄健洒脱,制作精良规整,综合其材质、形制、钱文及出土情况等因素,当可判定为南宋宫钱。两宋金银钱当时并非特罕之物。封有功《宣和录》载,靖康之变,金人由汴京宫中即掠去金钱七十一贯、银钱一百四十二贯,各种史料中也常常可见以金银钱作赏赐、馈赠之记载,但由于绝大多数在长期的流传中被销熔或作器用,存世已甚为稀少,偶有面世,泉家莫不一睹为快。金银钱的制作特点两宋之间也有明显差异,概括地讲,北宋金银钱形制、钱文多与行用铜钱类…     

两汉“西域副校尉”略考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在这条史料中,不仅提到西域都护置于汉宣帝时(拙文《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见《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而且还提到西     

唐“孔目司”文书考略

本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等人于我国的新疆地区掘取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在这些古代文物中,唐代“孔目司”文书(见附图)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其原因,一是该文书保存比较完整,且笔迹较为清晰;二是此文书系唐代新疆地区有关行旅过所和公验的官府文书,其内容从某种角度上     

“半两”钱文字略考

“半两”钱始行于战国之秦。自秦惠王二年(—336)“初行钱”,经历秦朝、至汉武帝元狩四年(—119)铸“五铢”(其间武帝初年曾短期行“三铢”钱),前后跨越三个朝代,流通二百余年。从秦始皇时(—221)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种统一的法定货币,对以后的币制有着深远影响。其轻重、厚薄、大小有很多变化,但其则始终为“半两”二字。尽管版别极多,笔意各殊,却因字数既少,笔划亦稀,一般研究只据秦始皇统一字,李斯创小篆为界,     

金朝建国前女真“完颜部”略考

完颜部的名称当来源于该部最初所在的地名。完颜部迁徙到仆幹水之后,被后世女真人尊为始祖的函普才从高丽来到该部,终于成为该部首领并以完颜为姓。金朝四世祖绥可定居在按出虎水后,随着以按出虎水完颜部为核心的不断联合、兼并和统一活动,才出现了史籍所谓的完颜十二部。     

帛书“九主图残片”略考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幅定名为“九主图残片”的帛图(图一),最早曾刊布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中《九主》篇的注释内,帛书整理小组这样解释说:“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所出帛书,发现有‘九主图’残片,现附在此,可参考。据《广川画跋》等书,宋代曾流传有‘九主图’今已亡佚。”     

那乃族略考

那乃族与赫哲族属同一民族。在清文献中,赫哲史称黑津、黑斤、黑哲、赫金、赫津,赫哲诸族包括赫哲、乌德盖、乌尔奇、奥罗克、奥罗奇5个民族,他们在语言上同属一支语支,可称为通古斯一满语族东语支。这一民族分布地域很广,南自长白山,北至鞑靼海峡,东极日本海。由于古时这一地域气候寒冷、交通阻塞,野兽出没频繁,人们与外界往来隔绝,形成了一个个小的部落。由于他们语言大体相同,只是方言土语略有差异,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家族。长期以来,他们就居住在三江平原一带,地地道道是我国东北的土著居民。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生活了几千年至上万年的历史,只是到了近200年以来,由于沙俄帝国主义的入侵,     

潘仕成略考

清道光、同治年间,广州富商潘仕成及其所建海山仙馆均颇具知名度。潘仕成在地方建设、军事、外交上有所参与,且于文化出版上卓有贡献。惜今所见潘氏事迹,或语焉不详,或歧见错讹,故略作考证,以就正方家,探求史实而有裨于了解鸦片战争前后岭南社会文化。 为方便文内论述,先将有关文献目次简述如下: 《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碑传全集》、《国朝先正事略》及今人《广东近现代人物     

永历帝略考

有明一代,政治浮沉,世事乖谬,疑案丛生,风波叠起。云南地处西南偏隅,虽难蒙朝廷“天恩惠及”,却先后有幸容留两位君主驻骅,成为千古佳话。其中,建帝事迹多见逸闻,史藉不载;永历帝在滇,则屡见经传,史书可循。     

杨芳考略

杨芳(1770—1846年),贵州松桃人,土家族,字通逵,号诚村,起自行伍,历乾、嘉、道三朝,官至提督,是清代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杨芳于1770年11月16日(即乾隆三十五年),出生在贵州松桃厅城关一农户家,兄弟姐妹6人,芳排行第五。家道寒微,如他自己所说:“家赤贫,无以尽养。”13岁应童子试,16岁应乡试,因忤逆学使被逐,辍学而投充铜仁协左营行伍。20岁那年,左营把总郭琼发以次女许婚,24岁完婚。从16岁到26岁的十年间,杨芳多在军中吃太平粮。乾隆六十年正月(1795年),石柳邓、吴八月等在湘、黔、川边处州县聚众起义,群众裹粮相从,义军声势浩大,震惊了朝廷,乾隆皇帝即任福安康为主帅,命四川总督和淋为副     

秦公簋铭文“嚼”、“徵”略考

本文对民国初年甘肃省天水市出土的秦公簋铭文中“嚼”、“徵”字训释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参考学者们关于两个字的隶定及解释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并结合古文献资料,我们认为前者隶定为“嚼”,读为“寻”,训为“用”;后者隶定为“徵”,读为“昭”,训为“明”。     

秦公簋铭文“嚼”、“徵”略考

本文对民国初年甘肃省天水市出土的秦公簋铭文中“嚼”、“徵”字训释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参考学者们关于两个字的隶定及解释所提出的不同意见,并结合古文献资料,我们认为前者隶定为“嚼”,读为“寻”,训为“用”;后者隶定为“徵”,读为“昭”,训为“明”。     

“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略考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简全册内容包括爰书、都乡啬夫报告和居延县所下文书。前二份爰书是寇恩的口供记录。讲的是甲渠候粟君雇寇恩到(角乐)得替他去卖鱼,约定出卖五千条鱼,要价四十万行钱,并用一头黑公牛和廿七石谷作为雇工费。到了(角乐)得,卖鱼不足四十万。寇恩便把黑公牛卖了凑成卅二万给了粟君妻业,还欠八万。回来后,寇     

“任人唯贤”制度是如何确立的

正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选拔、培养、使用和管理干部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执行的组织纪律。党章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     

胡绍远与武安寨考略

武安寨原名乌鸦寨,以山形定名,系元末明初时期胡绍远纠众立寨之处。其位于武宁县黄段镇东南面约7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115．08度,北纬29．11度,海拔528．1米。东至鸡婆塘大山脚,西接萝卜岭下村,南连郭家洞黄沙源水库,北邻狮子岩下水渠,总面积约五平方公里。寨前有塘七口,最大名莲塘,呈园形,直径约十余米,寨周围部署整齐,现在虽墙垣坍塌,但遗迹残存依稀可见。明嘉靖《武宁县志》载：“武安山三面如壁,其上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