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鲁迅先生与先秦货币

<正>关于鲁迅先生与古钱币,学界早有关注[1])。学者研究的材料来源于日记及其钱币手稿^[2]。2012年,《鲁迅泉志稿图释》出版^[3],该书将鲁迅先生的钱币手稿附以图录清楚地展现出来,其后附有《鲁迅钱币日记》,让我们对鲁迅先生收藏古钱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皇后与圣像——拜占庭伊琳娜金币和印章

<正>货币和印章承载了较为客观的历史信息。二者流通于政权国家的中央或地方全域,甚至因牵涉战争、贸易交换等情况而存在于境外。它们是统治者权威与宗教势力在广泛公共地域的证明。带有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像的货币和印章,是在特定统治时间内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文化变动、发展的指南^[1]。自六世纪以来的拜占庭帝国,两者就图像和铭文方面,保持高度同步的变化趋势^[2]。     

明朝万历年间灌州五屯通行茶关货币延伸考察

<正>一引子明朝万历年间,四川茶马古道上的灌州流通过一种用于五屯开展贸易的“货币”,此类实物稀僻,从公开材料上看,目前可见两品,一品为万历二年灌州茶关管理事务府批准并发的值钱五贯的五屯通用茶关货币,为建国初罗伯昭捐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1)^[1];另一品于1994年由王贵忱披露,为万历元年灌松金茂理茶关总管批准灌州边茶官行发的当钱二贯五屯通行茶关货币,认为是一种纸币(图2)^[2]。笔者认为二者年代相近,     

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汪宁生与中国民族考古学

汪宁生先生（1930.5²014.2）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兴趣在于搜集民族志材料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与欧美流行的民族考古学若合符节,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汪宁生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日记等10余种。离休后,他主持恢复编辑、出版《民族学报》的工作。2013年12月,《汪宁生集》^[1]出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教育正义：张謇早期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价值追求

<正>中国现代教育的现代性体现于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层面,依次启动,互因互进。1862—1927年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时期,是现代学校诞生、现代教育制度建立、现代教育思想形成的首轮过程。^[1]张謇一生都处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中,是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先驱^[2]。他对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所作的贡献是其中浓重的一笔。教育正义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是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教育正义主要指通过对个体教育权的尊重和对教育资源的保障构建和谐的教育环境以确保教育中的个体内在潜能得到充分发展。^[3]张謇早期教育现代化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正义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供给正义、分配正义、承认正义、能力正义和目的正义五个方面。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银两的概念辨析与价值构成

<正>银两制度是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和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银两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很长时期，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亚洲地区邻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国的币制演进也产生过重要作用^[1]。     

山西翼城原村元墓买地券补释

<正>《文物》2020年第7期发表了《山西翼城原村元墓发掘简报》^[1],简报中公布了M1买地券照片及录文,记录了墓地买卖的基本信息,为研究元代晚期山西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笔者在阅读简报过程中发现,由于券文漫漶严重,原简报未能识别部分文字,特撰文以补充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陕西宜君福地石窟调查简报

<正>福地石窟,原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五里镇榆舍村福地水库中心岛东侧断崖下,共1窟(图一)。1990年,当地政府将石窟残件搬迁至宜君县文物管理所,但未复原。此后石窟残件又经过多次移动,残损严重,部分造像和题刻已经不存,现有残件约15件,存于宜君县博物馆。靳之林^[1]、王子云^[2]、李凇^[3]等分别对此石窟做过研究和考察,并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以李凇研究最为全面深入,其对福地石窟是北朝最早的佛道同窟的性质和开凿年代做出了准确判断。但目前为止,该石窟的基础资料公布并不全面,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新视角、新主题、新史料——读《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有感

<正>海外华侨倾力援助祖国抗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海外华侨抗日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已有 10 多本专著出版,^[1]其中以全方位、综合性的论述居多,国别区域性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所用资料主要来自国内。就美洲华侨与抗战来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国华侨身上,^[2]对加拿大及拉美华侨的研究极少。暨南大学潮龙起教授的新著《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3]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共八章,围绕重大事件、重点社团、重要运动,以点带面地呈现了美洲华侨多种形式的抗日救国运动。该书不仅充分利用民国政府和广东侨乡创办的侨刊和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南美国家发行的华文报纸,细致入微地再现了美洲华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图景,而且在理论上用民族主义话语解读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海外动员工作与美洲华侨国家认同的建构 , 具有学术深度,对于深化华侨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