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信件（上）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决定派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事件真相,调查团团长由英国人李顿(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担任。李顿率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3月14日抵达上海,先后赴南京、汉口、北平及东北各地调查,并在完成调查报告书后于9月5日离华。在中国近6个月期间,     

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

"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分为"S系列"、"R系列"和"BOOK系列",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为研究者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中日冲突提供了一个窗口。日本对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态度颇为多变，从反对调查团方案到倡议组建调查团，再试图劝诱与引导调查团，最终质疑与否认调查团，态度反复的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日本始终企图贯彻“满蒙经略”国策，并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诱导国联调查团为己“背书”。日本因应调查团除利用调查团的时间差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企图外，还存在借助调查团实现伪满洲国地位的国际认可的动机，但最终异化成日本因调查团否认伪满洲国而反对调查团，并最终以退出国联相抵制。     

历史上的第二座“黄埔军校”——庐山军官训练团记

<正>庐山,千古名山。苏东坡曾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入20世纪,葱茏俊秀的庐山成为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联。在中国近代史上,庐山披挂着浓重的政治色彩。1926年11月26日,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庐山。10天后,国民党中央首次在庐山开会,研究"整理军事政治问题"。蒋介石从此便格外钟情于庐山。从1926年至1948年(抗战时期除外),蒋介石有15个年头在庐山常住,运作国民政府中枢机器,召开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会议。庐山成为国民政府"夏都"、"政治山",南京政府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浅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诉诸于国联,控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经过多次讨论、决议,决定派遣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日本出于诸多原因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主张中日双方自己调解,对国联进行直接干涉,虽然阻止成功,但并没有起到公正处理的作用,也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     

S·特朗为密报史蒂尔曼美援调查团情况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函件一组

1948年4月,为了挽救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政治危机,美国国会通过梭华法案,向国民政府 提供援助。同年 6月,美国政府派出以树侧杂志编辑史蒂尔曼为首的美援调查团,在国民政府 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涂、资源委负会副委员长吴兆洪等人陪同下,前往湖南、江西、广东、台湾等地视察并提交报告,以决定对华经济援助的分配。资源委员会对此十分重视,除派员参加外,还通过美籍人士秘密搜集情报,结果其在华南的电厂、煤矿以及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分 别从美梭中得到了上百万美金的份额。与此同时,美商慎昌洋行出面会同中国银行,与资源委员 会洽谈三家在华合办氯肥厂事宜。但因美方所提条件苛刻,最后未能达咸合作。 这里所选译的史蒂尔曼调查团咸负S·特朗向资源委员会提供相关情报的一组密函,即是上 述历史背景的反映。这组史料也表明美方出子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将援华重点向华南转移,并 特别加大了对台湾的经济投入。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剖析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美关系由疏及密的重要转变时期。从国民政府方面看,它的对外政策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与多个列强保持大致均等的关系到逐步全面追随美国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是与其国内国际总的政治目标相适应的。这些目标概括说来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抵抗日本求得最后胜利”;(二)“阻止中国成一赤化之共产国家”;(三)争取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国民政府看来,要实现上述三大目标,莫不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只有得到美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中国     

抗战时期福建的难侨侨眷救济与安置

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海外华侨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越来越多,国民政府不仅积极邀请华侨领袖参与国内政治,更完善了相关侨务立法和机构。海外华侨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关心国内政治,支持国内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纷纷支援抗战。在经济上大力捐助,如在国民政府发行的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中,海外华侨就认购了半数以上;~(1)在人员上也有许多华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中国东三省各界人士致国联调查团函电选

1931年3月至6月,国联李顿调查团奉命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及中日冲突情形.调查团先后前往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北京、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与会谈,并展开实地调查.在华期间,调查团收到来自党政机构、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人士和地方民众大量的备忘录、陈情书、函电等材料,声讨日军暴行,请其主持正义,维护和...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蒋介石与庐山

抗日战争前10年和后3年,庐山曾是国民政府的夏都,成为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蒋介石从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到1949年黯然离开大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许多时候是在庐山度过的;他在这期间的许多会议、活动、决策,都在庐山上进行。因此,庐山与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紧紧连在一起,见证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     

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结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

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为消除西藏在国家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谋求对其政教合一制度进行改造,实施政教分离,改变长期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实现西藏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从而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反映了其在推行政教分离和维护政教合一制问题上难以取舍的矛盾心态。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 ,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 ,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 ,它重新同美、英交涉 ,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 ,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力 ,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 ,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为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