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东察合台银币新考

<正>1983年7月,北京海淀区航天工业部院内,在基建施工中发现15枚伊斯兰银币。高桂云撰文报道了这次发现,同时还公布了一张钱币拓片(图1)^[1]。这些钱币始终没有被正确地考释出来。英国学者克力勃(J. Cribb)对北京出土的银币非常关心,认为是新发现,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但没有披露具体内容^[2]。1988年,蒋其祥先生在《北京出土“新疆银币”考辨》一文中,对拓片上这枚钱币进行了释读^[3],     

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泉志》手稿评介

鲁迅先生第二次购买古钱币之后,他在癸丑(1913年,三十三岁)日记中写道:"八月十八日昙,午后睨.往留黎厂广文斋买古泉二十一品,银二圆六角.又赴直隶官书局买《古今泉略》一部十六册,十二圆".时隔百年,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鲁迅手稿全集》佚文①—鲁迅泉志手稿(国家一级文物)辑成的《鲁迅泉志稿图释》一书,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一 2001年4月,我们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该部现已改名古籍馆名家手稿文库),见到这册鲁迅钱币手稿.全文1963字,共13大张26页(其中3页空白).手稿以《古今钱略》为底本,记录了唐至明末各个朝代的钱币.     

汪宁生与中国民族考古学

汪宁生先生（1930.5²014.2）多年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兴趣在于搜集民族志材料以研究中国古史和中国考古学,其研究范围和方法论与欧美流行的民族考古学若合符节,经过近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建了中国民族考古学。汪宁生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日记等10余种。离休后,他主持恢复编辑、出版《民族学报》的工作。2013年12月,《汪宁生集》^[1]出     

清代三幅外销画关联历史文化初探

<正>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题材广泛、展现中国风情的外销画一度成为海外市场追逐、热销的商品。时至今日,这些留存下来的外销画已成为国内外文博机构、艺术机构、图书馆及私人藏家的拱璧。在研究描绘清代各行各业外销画中,先后有江滢河撰述的《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1],程存洁著述的《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研究》^[2],王次澄、卢庆滨合著的《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广州街市百业组画概述》^[3]及蔡鸿生缀文的《广州外销画图考例释》^[4]等佳作。本文在借鉴和学习诸位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爬梳剔抉相关材料,     

支付安全视角下信用卡物理形态的演变

<正>一引言货币的形态以适应其所处时代的特点和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其先后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质货币、电子货币及数字货币等发展阶段^[1]。作为电子货币的载体之一^[2],信用卡的诞生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3]。然而,在金融史或钱币史的相关研究中,对信用卡发展史的关注和研究与今天信用卡的支付地位并不匹配。     

查海遗址与“查海时代”

<正>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是辽西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查海遗址进行了首次试掘^[1],1987～1994年又进行了六次不同规模的发掘^[2]。201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3](以下简称《查海》),系统地报道了查海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全部材料。     

西北民族博物馆藏“日月光金”钱币解读

<正>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胡汉二体钱——日月光金(图1),该钱为青铜质,黑漆古,圆形方孔,直径24、穿径5、厚2mm,重5.8g。钱币正面为“日月光金”汉字,楷书,右旋读;背面为胡书,12个字母,字口清晰可辨。对“日月光金”钱的研究,学界曾有三种推断：一种以杨鲁安为代表,认为该钱铸于盛唐时期,是吐蕃的贡品钱,胡书是吐蕃文^[1];一种以杨富学、林梅村为代表,认为该钱是回鹘钱,胡书是回鹘文^[2];另一种以努尔兰·肯加哈买提为代表,认为胡书是突厥鲁尼文^[3]。笔者以考古发掘资料、钱币学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比对古代阿拉米字母发展体系,结合馆藏“日月光金”钱币实物进行重新解读。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常州人与《红楼梦》

<正>《红楼梦》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书籍之一，常州人对于《红楼梦》怀有一种特殊情怀。《红楼梦》第120回写贾宝玉在“毗陵驿”的运河船头拜别父亲贾政，消失在常州郊外白茫茫雪原的一座土坡后面。笔者曾撰有《红楼遗梦在常州——〈红楼梦〉故事终结地考》^[1]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密不可分之微观探析——力证结束于常州运河畔毗陵驿的全书是曹雪芹原著》^[2]两文，力证常州为“红楼圆结地”。     

吐火罗国巴达克山开元通宝

<正>1996年,杜维善、顾小坤合著《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出版,书中披露了一种双语种钱币新品：正面是“开元通宝”四个汉字,背面铭有一圈阿拉伯文字(图1)。此钱的直径比普通的开元通宝略大,重量为5.48g,多年前出土于阿富汗,系德国图宾根大学(TUBINGEN,EBERHARD-KARLS)伊斯兰钱币研究所1994年收集的藏品^[1]。《开元通宝系年汇考》转述了美国伊斯兰文钱币专家史蒂文·艾尔本(Stphen Album)对阿拉伯文的释读为：“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铸于拔达克山”。     

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

<正>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郊的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上。董志塬是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董志塬所在的陇东地区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1],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公刘等的老家^[2]。南佐遗址于1957年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发现,被认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3]。1984～1986年,     

内蒙古四子王旗发现的金代大银铤

<正>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金代五十两大银挺,迄今为止见诸于媒体报导者有二次：一次为1964年秋,从巴林左旗南部隆昌镇附近征集的金代银铤^[1];一次为1980年10月通霍铁路施工建设中,在科右中旗白音胡硕镇南4公里处发现的3枚五十两银铤^[2]。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票收兑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正>新中国成立后的苏票收兑问题,是苏区货币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所在。目前,学界关于建国后苏票收兑政策及实施评价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1]、罗开华、罗贤福《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2]等专著,对建国后到1955年前苏票收兑基本情况有所涉及,内容较为单薄,不够完整。李众胜则从政策给出的苏票定义的角度,对建国后江西组织苏票收兑的基本情况作了初步梳理,     

〔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甘熙在《白下琐言》里的修志思想

<正>《白下琐言》是清代甘熙所著的一部笔记，专记金陵(今南京)掌故，内容上溯六朝，下逮明清，特别是乾隆、嘉庆至道光间的社会内容多有涉及，且“地属乡井则闻见较真，时非久远则流传可据”^[1]1，真实可信，史料价值丰富，与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并称金陵“笔记双星”。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同治、光绪之际，金陵开局修志，汪士铎、朱桂模、陈作霖“诸子索观是帙，佥云翔备，甄录最夥，于焉征信，洵乎不诬”^[1]181。     

“天喜元宝”辨——记新发现的西辽钱币

<正>2008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什姆古城(碎叶城)附近发现的“续兴元宝”,应是西辽皇帝耶律夷列在位时期(1151-1163)^[1]铸造的。最近几年笔者又陆续记录到11枚类似的硬币(图1)。它们只发现于西辽故都巴拉沙衮地区^[2]。2022年2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布拉纳遗址附近发现了一枚铭文为“天喜元宝”(图2)的硬币。据信发现于西辽故都虎思斡尔朵地区^[3]。     

《西吉县古钱币志》序(节略)

苏正喜先生是"华夏钱币收藏第一县"西吉钱币博物馆的一名专业人员,特有的工作环境为他整理出版《西吉县古钱币志》一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近现代著名钱币专家对历代钱币研究成果颇多,层次广泛.而苏正喜先生研究钱币另辟新径,即通过对本地出土的窖藏钱币专门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在《西吉县古钱币志》中揭示、论证,真实地记载了历代钱币使用的连续性和交替性.这种研究不但对当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佐证意义,而且对钱币学研究也是一大贡献.另外,作者在信息闭塞、史料匮乏、没有专业团队的情况下,自学钱币知识,从前人整理出的史料人手,揭示钱币界还未发现的珍稀钱币加以准确、真实地论证,实属不易.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戴熙《古泉丛话》研究

<正>戴熙(1801-1860),字醇士,自号鹿床,谥文节,为钱塘人(今杭州人)。其先世以盐业起家,是当地的世家大族,“家有园亭池沼居城东,群从豪侈,日以歌舞酣燕为乐。”^[1]到戴熙时,虽门庭依旧,但其在读书方面却异常用功,常与弟戴煦一起“默坐读诵,被服儒素,不异寒士,自名其斋曰‘习苦’。”^[2]年才十九,便乡试中举,并于道光十二年(1832)成为进士,此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学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官职,精通文艺,善长绘画,著有《习苦斋画絮》这类带有绘画理论性质的题跋作品,还著有《习苦斋诗文集》《尚书沿革表》《古泉丛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