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纸背奏销册研究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是一种新发现的清代公文纸印本,是1920年底至1922年之间傅增湘委托张元济用“官纸”搭印的《四部丛刊》零种,所用“官纸”很可能出自内阁大库档案所存奏销黄册。经整理研究,《毛诗》纸背奏销册原题名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分“满汉各镇标协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银米豆草束文册”,它与现应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种同年同名黄册一起,共同构成康熙六十一年浙江省兵马钱粮奏销册。该纸背奏销册的发现,既可以与存世的两种同年同类奏销册互为补充,又可以增加目前已知的清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的数量,在文献学上具有一定价值。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

盐课归丁是指将原本征于专商的引课摊入地丁征收,使其成为一项田赋附加税,这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四川于雍正年间确立专商引岸制度,但自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不断有州县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推行盐课归丁改革。因此,清代四川的盐课归丁一直是在专商引岸制度的外壳下运行并不断推广的。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归丁州县的食盐督销考成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归丁州县还通过提高盐课摊征比率的方式取得不受户部控制的盐课余银,甚至与未归丁州县、盐道、商人通同作弊,改代废引,形成复杂的互利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财政状况。梳理川省盐课归丁的过程,对于理解传统时期盐政、赋税乃至地方行政等制度的实际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

光绪八年云南爆出报销案,显露出清季各省外销财政之冰山一角。随后户部颁布京员津贴章程八条。京员津贴并不开支国家正供,而从各省关外销项下动支,意在既可补贴京官,又可不动正款。各省因此别立各种款目,为言官所抨击。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     

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北大核心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评以销量推算产量的方法

黔铅的开发与清代国家铸币及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清代矿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考证其产量和销量是研究黔铅地位、作用及其影响的前提。本文以清代档案中黔铅矿厂年度奏销数据为基础,考证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并对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检讨,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的研究。     

清代上纳布匹定价机制初探

清代的上纳布匹主要有三梭布、棉布、三线布、油墩布等名目,自乾隆朝始,额解布和添解布分类派解的体制逐渐成熟,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前者的定价长期保持稳定,即便有所上调亦由耗羡银两协贴,几乎不受市价波动的影响。后者在派办之初往往以时价为基础,但在严格的奏销制度下,任何上浮均要通过户部的严格审核,在一次次的驳减中价格弹性渐失。嘉道之际,随着户部对布匹的需索逐年增加,额解布和添解布渐呈通融办理之势,溢价现象亦愈发严重。各级官员在没有额外拨款的困境下,惟有将繁重的财政负担继续转嫁给布商和普通机户。     

《前秦建元籍》与汉唐间籍帐制度的变化

《前秦建元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纸本户籍,其第三栏登载的是每户的赀产状况,而非财产转移的记录。该文书标明三月籍,不同于秦汉时期的八月造籍和唐代的正月造籍,这可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该籍中户主的籍贯分别注明州、郡、县、乡、里,与秦汉三国时期的户籍简只注明里名有很大差异,说明纸本户籍不再局限于保存在乡、县,而是要进一步上呈郡、州,直至中央机构。从登载的内容和统计的重点看,《前秦建元籍》与走马楼户籍简中的凡口若干一类性质相近;但以往的户籍简是一年更造,该籍与南朝户籍则是数年一造,据此可以推测当时的纸本户籍背后已有每年度编造的计帐类文书存在。     

清代在察哈尔部设置宗室“苏鲁克”制的满文史料及关于“苏鲁克”制论述

1983年8月,我在呼和浩特内蒙古档案馆翻阅满文档案,四海馆长嘱托我为他们编个简目,因此把馆藏满文档案大致浏览了一遍。我见到的满文档案大致有几种,散档——一些另散折奏和残篇,包括一些裱糊修整过的档案,例如《顺治年间清字记事档》,三姓副都统将军衙门档,其中最早的一册为乾隆朝,大部分是道光、光绪朝,以及一些满文文书,这篇关于苏鲁克蒙古的满文记载就是其中之一。得到四海馆长的许可,我把这篇满文复印并作了翻译。封面上的满文意为““康熙六年编制”,是指苏鲁克设置的时间,并非此篇史料成文的时间。两行汉字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其中一行所云“鄂勒特蒙古民族流入察哈尔情况”明显是因为不通满文造成的错误,本文围绕这篇史料做一扼要介绍,标题为笔者所加。     

清乾隆年间整顿内廷酒醋房述论

酒醋房是明洪武时期所设内廷供应机构之一,掌宫中各处所需酒醋酱菜等项承办事务。清承明制,隶内务府,并次第完善。至乾隆时期,酒醋房弊病丛生,各项传用成例渐失。乾隆二十四年发生的玉泉酒案促使乾隆开始整顿酒醋房事务并制定《酒醋房用度奏销定例》。四十三年,清廷将宫中年使用酒醋酱菜等物货币化,并制定《钦定宫中玉泉酒用项定例》。乾隆帝两次整顿酒醋房,意在撙节内廷用度、完善内廷管理,体现了其法祖"以俭治国"的政治理念。     

清代盛京内务府满文档案选译(一)·皇庄

满族发源于辽宁,他们的先辈在这里建立了政权,并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清王朝.在清代用满文形成了大量文书档案.这些档案除记录政务活动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满族以周边各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盛京内务府是清朝在盛京设立管理盛京地区皇室事务的专司机构,它在处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往来文书档案,这些档案始于康熙元年(1662)止于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档案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康熙朝全部用满文书写,雍正朝有个别文件是汉文,乾隆朝的大多数文件用满文书写,嘉庆朝之后满文文件的数量逐渐减少,咸丰朝以后则主要以汉文书写.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了盛京内务府的设置及其对盛京地区皇室产业庄园山场河泡的管理、宫殿的守护陵寝的祭祀、清帝巡幸盛京的准备和东巡活动、宫中所需地方土特产品的供应等等,内容包罗万象,较为详细的反映盛京地区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盛京内务府文书档案目前保管在辽宁省档案馆,以稿档和册档两种形式存在.我们将从这些档案中以不同专题的形式进行整理和翻译.这些档案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公布,相信这些档案对满族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石渠宝笈与古代书画鉴定

清代皇家收藏较之私家丰富得多,而且数量超过前期。清内府的书画藏品,都经专人鉴定,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曾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逐一进行鉴定和品评,并区别出上等、次等两个等级,分详简逐一著录。由于乾隆皇帝酷爱书画,他本人常以鉴赏家自居,往往喜欢在书画上自加品评、题诗,加盖鉴藏印章。故而,他把清廷内府所收藏过或者鉴定过的书画作品,命大臣记录下来,编成一部专门书籍——《石渠宝笈》。《石渠宝笈》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编四十四卷。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每类分上、次两等,将认为…     

清代名泉家江德量

清代名泉家江德量汪昌桥清代乾、嘉年间,是我国钱币学初盛时期,一时名泉家辈出,如翁宜泉、宋芝山、初尚龄、倪模……,但与其齐名的江德量却因英年夭折,著作佚散,知之者甚少。在其逝世２００周年之际,作小文以纪之。江德量（１７５２－１７９３年）,字成嘉,又字量殊,号秋史。生于江都（扬州）,原籍安徽歙县江村。其父江恂,乾隆拔贡,宰清泉县,署安徽兵备道,外徽州府知府。为官清廉,有政声,好金石文字,工诗书绘画。其怕父江昱,通声音训诂之学。德量少承家学,自动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及长,励志肄经,其学益进。乾隆丁酉拔贡生,巳亥举人,庚子（１７８０年）以进士第二（榜眼）及第,２８岁被授于翰林院编修。出为顺天乡试同考官,迁江西道监察御史,转掌通御史。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北行忽染疾,遽率！年仅４２岁！先生广闻多识,博通掌故,临事敏捷。人有所咨询,口立断,洞见始终,又熟知吏治,深湛谨密,于刑狱、河渠、漕运、灾赈、损益等均能分端讲习,以备施用,久于其道者亦拱手谢不及。为人性情浑融,不妄取予。公事之余,每闭门以文籍自娱。固承其父衣钵,自动喜收碑版金石书画,绘画以花卉见长,效北宋体法;工八分书,所书《武成王庙碑》,为世所重。但所尤好者     

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

明清之际曾多次清丈土地,形成了多种形制、编号方式不同的鱼鳞图册。清前期所编鱼鳞图册基本延续明万历九年土地清丈,其中积步、四至等记载,既有得自撮抄旧册,也有通过纠纷、协商议定,难以视作经实地测量得来。多次清丈导致不同时期的多种土地字号并存、共用于乡村土地市场。土地交易依据鱼鳞图册确认土地权利时,必须与赋税册籍、契约文书、家谱等相互匹配,地权才能得到保障。这意味着清代乡村土地市场中,土地权利由不同来源的多种文献所形成的证据链共同确认。支撑这样的土地市场及其运作原则的,是由赋役制度与民间惯习共同嵌合、演化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