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时期云南货币初探

历史上云南的货币流通使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汉晋时期。除原始的以物易物外,由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立郡县,推行汉王朝的币制,这一阶段云南货币流通受到中央政权的很大影响。第二阶段,从南诏到明末。唐南诏统一云南后,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经济体系和货币流通体系,用贝作货币,这个货币流通体系被后来大理政权沿袭下来,     

浅谈唐与南诏的和战关系

唐和南诏存在的时间基本相随,南诏的兴亡和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唐与吐蕃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南诏持观望态度,时而臣服于唐,时而叛唐归附吐蕃。南诏利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斗争实现了在夹缝中割据,绵延二百余年。     

十八世纪云南的田赋政策与坝子社会的整合

在云贵高原,山间盆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是水稻农业集中的区域,承载了远比山区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自明朝后期以至清末,在云南,纳入政府田赋征收范围的平坝地区水田面积的总数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时期,云南财政总收入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更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盐课和矿课等税种。在清朝长期稳定的田赋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张允随、鄂尔泰及乾隆帝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做出的政策决策,限定云南田赋征收范围仅限于坝区水田,同时扩大盐课、矿课的税基,使得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居民,都能够以不同形式纳入到国家税网和当地府州县与土司的行政管辖体系中。清朝的国家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以坝区水稻农业为政治经济基础的政治体系,国家通过实行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山区与坝区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同时,云南边疆社会也在交通体系、人口流动和矿业生产等不同形式的网络支持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实现了进一步的社会整合。     

明代移民与昆明城市的发展

昆明是西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从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始,先后建有且兰城、谷昌城、昆州城等,多难详考。南诏崛起后,于唐永泰元年(765年)在此筑“拓东城”,作为镇慑滇东的军事重镇。后改名为鄯阐,定为南诏东京,成为云南的又一政治中心,历大理国时期而不变。元代统一云南,改鄯阐城为鸭赤城,以此设云南行省,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这千余年的历程,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政治军事型城市而逐步发展的。但到了明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出现了大的转折,其人口规模、经济基础、文化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迁,不仅成为云南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成为了经济和…     

试论南诏东进安南与岭南道的应对

唐前期所形成的"岭南五府"格局,在军事上呈现明显的以一府统四府的格局,其中安南本是防卫南诏的重要屏障。但随着大中、咸通之际南诏势力东进,交趾两次陷落,唐南疆防御体系受到重大冲击。然安南并未因此成为弃地,相反唐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而引起岭南其他四府地位的变化。以岭南西道节度使的设立为标志,邕州战略地位凸显,成为唐代南疆边防体系的核心,容、广、桂则成为屯兵聚粮的后勤保障基地。这种以邕管为核心的岭南道防御体系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论韦皋在南诏归唐中的作用

唐朝边将韦皋在西南地区执行唐德宗的新民族政策,在南诏归唐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韦皋采取多种措施招抚南诏,包括开路置驿,为抚南诏、抗吐蕃打下基础;采取"联蛮通诏"的策略,通过东蛮来了解南诏的情况,使南诏归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用反间计破坏南诏与吐蕃的联盟等,最终使南诏抛弃吐蕃而彻底转向依附唐王朝,实现了南诏归唐的目标。     

佛国妙香话梵音

云南大理素有佛国之称,历史上是南诏与大理国的统治区。南诏和大理国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从8世纪起至13世纪,统治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达五百年之久。元郭松元《大理行纪》中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     

浅析古代云南与内地政治关系的建立

云南在政治上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战国时期以及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产物,其与内地政治上自古以来有着频繁的联系。根据史籍等资料中关于西南地区与内地政治联系以及与之相关情况的记载,云南从战国时期开始与内地在政治上就有联系,并经过秦汉时期各种政治活动,使得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置于郡县制统治下,云南自此有了同内地统一行政建制。     

南诏奉圣乐

云南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歌舞具有悠久的历史。南诏,是公元8～10世纪,在云南建立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其统治时期,是云南政治、经济、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在歌舞艺术方面呈现空前的繁荣,对云南歌舞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

明清时期,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经历了"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有的土司留在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内",有的土司离开了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外",明朝确立的"三宣三慰"土司整体政治格局变为了分属不同政治共同体"内外"土司,最终在清缅战争中因官方提出"内地土司"的概念而得以确认,展现了明清以来云南西部边疆从有疆无界的整体土司区变为"尔疆我界"的中缅边界的过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疆域变迁及边疆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东南亚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发展进程。     

南诏、大理：苍山洱海间的文明

南诏,是唐代的一个云南地方政权,最先发祥于滇西巍山坝子南部,最初称为蒙合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合诏向北发展,统一了整个洱海区域。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册封蒙合诏主皮罗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称蒙归义,     

云南民族史上的几个问题

据《南诏野史》的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彩云见南中,云南之名始此。”《自古通记》则说：“唐玄宗问张俭成(南诏宰相)住何处?答日：南边云下,因命为云南。”许多云南地方古籍,都认为“云南”之名始于汉、唐时代,并且都是因为“彩云南现”而得名。这些虽有一定道理,但多是明、清时代后起的传说,不足为据。     

南诏政治制度述论

南诏前期的统治机构从原始军事民主制中脱胎而来,军事色彩较浓,氏族社会残余较多。到异牟寻时代,原有的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南诏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借了唐朝政治制度的设置,吸收汉人参加南诏最高统治层。     

茶马古道上的云南马帮

翻开地图,无人不被亚洲大陆中部的奇异地貌所吸引。这里,高山丛峙,大江汇集,呈南北纵向,这就是横断山脉。山脉西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边则连接地形复杂的滇川边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段险山恶水之间,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驿路——茶马古道。 追溯历史,云南与西藏的民族交往源远流长。唐凋露二年(公元680年)吐藩在金沙江上架设神川铁桥,加强了与南诏的联系,也便利了两岸交通。后至北宋神     

以交河公主事迹为中心看唐与突骑施之关系

交河公主作为蕃臣女被册为和亲公主嫁于突骑施,被唐廷用以延续阿史那氏在西域的统治权威。但这次和亲并没有建立起双方长久的稳定关系,因互市贸易而爆发出来的矛盾冲突也宣告了唐朝旧西域政策的失效。     

凉山佛教密宗石刻的初步研究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土近两千年来,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复盖面基本上遍及我国绝大部份地区,并留下了众多的佛教文物。凉山地处四川省西南部,佛教至少在唐代已传人凉山地区。因为历史沿革与文化地理的原因,凉山地区的佛教曾较多地受到来自云南的影响,特别是在南诏和大理两个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凉山的时期,主要流行于云南的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对凉山的影响尤甚,所遗留下来的同时期佛教文物也带有浓厚密宗阿叱力教派色彩。本文拟对凉山地区南诏大理至元代的佛教密宗石刻作一次较为全面的介绍…     

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

2005年于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发掘出土的《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墓主鲜腾的家族世系、墓主个人的仕宦经历以及墓主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之间的教学。作为现存唐人墓志中唯一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墓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南关系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云南地方的古代历史记载与史学

汉晋至元代是云南古代地方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其中汉晋时期是云南史学的萌起时期 ,开始出现了专门记载云南地方历史的、带有方志特点的史著 ;南诏大理国时期 (即唐宋时期 )为云南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地方志史书的编撰趋于成熟 ,史籍体例日趋丰富 ,信史特征更加明显。元代为云南古代早期史学的成熟期 ,云南地方史学的编撰直追中原内地的发展水平。而且云南古代史学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云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     

南诏大理钱币考察座谈会在云南举行

［本刊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货币史委员会和云南钱币学会在云南大理共同召开了“南诏大理钱币考察座谈会”。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古代钱币委员会主任戴志强,云南钱币学会理事长、货币史委员会成员袁明祥,副秘书长、货币史委员会主任姚朔民,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季琦等出席了会议。南诏、大理时期的钱币状况一直是中国货币史研究的空白。近年来,云南大理地区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铜铸方孔圆钱,文字为前所未见的水官通宝、火官通宝等。云南钱币学会、大理州钱币学会对此曾作了一些调查工作,并提出了…     

唐《盖巨源墓志铭》再考——以唐与南诏关系为重点

唐《盖巨源墓志铭》不仅记载了盖氏的来源、盖氏家族人物的宦历及生平,还反映了中晚唐时期朝廷为抵御南诏入侵,不断加强剑南西川军事力量的史事。盖巨源曾多次参加唐与吐蕃、南诏的战争,特别是志文中提到的几场中晚唐时期唐与南诏的战事,未见于传世史料。通过对盖巨源墓志的深入解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中晚期剑南西川军事形势的了解,同时也可了知中晚唐时期的部分地方将领倡导军事与文化修养并重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