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

对苗疆的法律问题调整是清朝民族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本文通过对清朝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在苗疆地区进行的立法和法律调整措施的研究 ,指出清朝在苗疆地区的民族立法是多层次的、多种形式的 ,在实施过程中是灵活、有效的 ,体现了清朝民族统治和民族立法的成就。     

清代贵州苗疆屯政革废与内地化

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方显与“开辟苗疆”

清代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这场关系贵州前途与"苗疆"广大民众命运的大事中,镇远知府方显高瞻远瞩,力主"先抚后剿",反对滥杀无辜,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杀戮。方显在"开避苗疆"中,以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汉、苗和解为己任,从而为黔东南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何处是“苗疆”？——基于地域与族群视角的评析

“苗疆”作为历史的地域概念,自明见于载籍,至民国被新的行政区划概念所取代,历数百年。其义或因时间、文化与政治等变化而有不同指向,但最终都归于广义抑或狭义的空间定位上。于明清具体历史情境,“苗疆”当在湘、黔、川交界处,主体乃湖南西部与西北部、贵州东北部与东南部。域内不仅各色“苗人”聚居,且与大量“土人”“民人”共处。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苗疆”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日深,反映了明清以来“边缘”之地国家进程的具体面相。     

论清朝的民族政策

清代民族政策是清代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政策发展水平和民族事务管理成就的最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经历了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和各民族的共同创造,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丰富经验的全面总结,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待和科学地研究清代民族政策。清代民族政策是清朝统治阶级意志、利益和认识事物水平在管理民族事务、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清朝统治阶级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是清朝统治阶级适应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主要方式之一,清代民族政策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产物。从整体上看清朝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问题实际,有力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在民族事务管理和民族问题处理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代、令人惊叹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简论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它不仅统治着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同时对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也实行着有效的管辖,经过清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经营,使清朝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与发展,奠定了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版图。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在清代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应该说和它推行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清王朝作为封建政权,其在边疆民族政策上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失误的教训。总结、探讨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对今天我国边疆开发、民族团结、边防建设等方面均有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本文仅就鸦片战争前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民族统治政策作些初步论述与探析。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论清代黔东南“苗疆”科举考试变革与变通原因及影响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管辖,遵循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思想,并结合黔东南"苗疆"的不知礼义、经济文化落后、"难以汉法治"的实际,对既定的科举制度进行变革与变通,即在黔东南"苗疆"开设"苗科"考试、"设苗籍进取之例"、推行灵活考生户籍资格管理、增加科举考试中儒家经典的内容等地方性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汉族人口的入迁、激发了黔东南"苗疆"民族子弟学习儒学的热情,增强了黔东南"苗疆"人民对中原儒家文化认同感,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清政府在黔东南"苗疆"的有效统治。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以往的研究,除了因俗而治的解释之外,均未清楚地指出苗例何以出现在《大清律例》中,亦未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深入分析,更无苗例司法实践的翔实案例。本文在提供此类案例之后,认为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依据苗民原生活状况和当地异于改土归流的开辟方式,采用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苗例之外,官法亦被地方官府适当运用于其中,从而显示出清王朝在苗疆的法律权威。乾嘉以降,新开苗疆地区不断走向化内,加上清末法律西方化,苗例终于被彻底从《大清律例》中废除。     

论雍正时期鄂尔泰苗疆治理思想的演变——以黔东南为例

鄂尔泰治理西南期间,治苗思想不断演变,其中在黔东南地区的苗疆治理因耗时耗力最多,最具代表性。鄂尔泰治苗始终坚持"剿"、"抚"并行,但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谬冲之战后的诸苗归化让鄂尔泰自信通过"招抚"即可管理苗疆。八寨事件发生后,鄂尔泰"以抚为先",只对个别闹事苗寨的头人进行了严惩。丹江之战时张广泗动用了大兵,其中"以苗制苗"的手段既节省了朝廷兵力,又实现了苗寨之间的制衡,同时期方显在清水江地区的招抚顺利进行。治苗后期,由于部分归顺苗寨的反复起事,再加之来自雍正皇帝的质疑,急于求成的鄂尔泰开始迷信武力,治苗政策转为"以剿先行"。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清代地方财政亏空原因探析

自顺治定鼎中原以来,清代地方财政亏空现象便如影随形,清代官员、学者对产生亏空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归咎于官侵、吏蚀与民欠三方面。近代以来,学者研究清代财政亏空问题也是围绕着上述原因展开。实际上,地方赋税繁重使得地方官员难以顺利收缴、物价和银价的变动以及清朝赋税蠲免政策都是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

清代柳条边作为东北行政区的分界线和清朝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的产物,在客观上划定了东北地区三个经济区(农耕区、狩猎采集区、游牧区),成为东北地区农牧林交错带的界标。随着清朝统治者对柳条边的修筑、失修和弛废,客观上演绎了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从恢复、发展到渐进破坏的过程。     

清代蒙古地区票照制度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但目前这一重要问题学术界研究还很薄弱。本文从票照制度的相关规定、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对票照制度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对清朝蒙古地区统治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从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

本文讨论清朝的法律对待族群之差异,这是研究清代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清代统治者常说满汉一家、不分满汉,利用汉化政策掩饰,似乎看不到满汉的区别。从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可以看到,清朝统治旗人与汉人是不同的。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     

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但同时又在该地区实行了严厉的隔离制度。清朝的这些做法酿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新疆一直未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与内地实现融合,反而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隔离状态,使当地民族在清帝国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为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