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武和轩与民革上海市委

父亲作为"民联"代表参加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50年我父亲调到上海。在此之前,1949年年底,民革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并不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开一个全国大会,"第二次"是这次会议结束后才定下来的,因为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召开了代表大会,所以这次大会也成为民革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参加的三次社教运动

第一次社教:听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 1963年秋天,我参加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叫"四清"运动.地委当时决定,在江苏省铜山县大庙乡进行试点,由地委第一书记刘锡庚、地委副书记梁公甫任正副团长,我和李鸿民任团部秘书组正副组长.参加秘书组的还有地办调研科的谢承进,铜山县委宣传部的芦道峰、刘步生和县委办公室的许超伦等同志.各个生产大队都派了工作队.当时搞"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几乎是人人过关.     

蔡继伦被处决经过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引起了我国的全民抗战.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抗日统帅部.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大本营,内设八大部,其中国民党中央党部改为第六部,以陈立夫为部长.省一级党部撤销,各行政区设第六部指导专员办公处,指导各县的党务.主要任务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全面抗日战争,以应战时需要.当时湖北省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经人介绍随第六部湖北省第六区指导专员黄宝实到宜昌任该处秘书.当时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是李石樵,宜昌警备司令是蔡继伦.党、政、军三巨头,各行其事,互不合作.三位从来就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共同商讨宜昌地区的军政大事.每逢三巨头会议,黄宝实总要我代表他出席,李石樵、蔡继伦也常常不到会.我同蔡继伦直接打交道较多,蔡的一些处长同我有私交,因此知道蔡的许多内情.     

陈绍棣《古史论丛》序

<正>2015年2月我收到陈绍棣同志的来信,感到亲切,引起我的回忆。1964年冬我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当时,绍棣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随着下乡锻炼。从年龄看,我是属于"老师"辈的人,在"四清"中似乎没有师生辈分的划定。一律平等,我和绍棣经常谈些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事。除我们两人外,绍棣的一位同学王宇信也来参加"四清",一起闲谈。当时在我们心里埋藏着一个想     

旧邮政职员的录用与考核

我是湖北宜昌人。１９４１年我在湖北省立第七高级中学毕业时,正值省邮政管理局首次招考邮务佐,我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被录取,随后供职于湖北邮政管理局（位于当时鄂省政府所在地恩施）。１９４３年省邮政管理局招考乙等邮务员,我又被录取,分发到巴东一等邮局会计组担任会计。抗日战争以前,全湖北仅武昌、宜昌、沙市三所一等邮局。抗战初期,战局紧张,武昌局迁到恩施,宜、沙两局并入巴东局。１９４５年８月日军投降,月底我即随巴东邮局局长杨其蓥、秘书组长唐必键、工友陈瑞生等５人乘坐邮政专船（船上还有省邮政管理局局长许季琦…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七)

正1937年6月末,在清华大学结束了学年考试以后,我就匆匆赶回武汉。赶回武汉的主要目的,就是会见周世英。周世英当时在武汉大学生物学系学习,但因染病,回宜昌家里养病去了,所以没有见到。不过,我见到了她的挚友邓述芬。她告诉我,周世英认为我太缠绵,太沉溺于爱情,妨碍学习,劝我心境放宽些,看问题看远些。不久以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次重大事变当然触发了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但是,我当时     

两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的回忆

我于1933年2月至1937年7月,在南京参加立法院工作,这是第一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我第二次参加立法院工作。由于时间相隔太远,记忆已极模糊,只能就大体情况,略述梗概。 我第一次进立法院的原因,是为了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九一     

亲见毛主席投票

正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很多,从各单位借调了不少同志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部里有一些同志被借调去,我也去了。记得我们宣传处(局级)的副处长张军和14级的大干事林路被调去参加写简报,去了会场;我参加会议文件、材料的校对工作。和我同去的有理论处的彭玲、编译组的陈绍廉,我们没有到会场,在中南海丙区(当时中南海分甲、乙、丙区)的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食、宿也在     

周总理到基层:炼钢要从实际出发

正1958年11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武汉洪山大礼堂接见海军代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湖北省地县共青团委书记。当时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陪同接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二次是在1958年11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陪同金日成专     

朱光亚:“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正朱光亚,核物理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当代科技领域的一位帅才。他曾多次说:"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成为中国原子弹秘密计划的重要一员朱光亚,1924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宜昌。由于勤奋好学,考取了当时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     

永恒的记忆——江泽民、李鹏在“三峡截流纪念封”上签名记

<正>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三峡工程的议案"。次年9月27日,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便在宜昌挂牌成立。一晃整整20年了。这20年间,由于我时任中共宜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有幸见证甚至亲历了三峡工程建设全过程中一系列重大事项或活动,陪同了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三峡工程。由于我酷爱集邮,有心留意请10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封上签名留念;领导和支持宜昌市邮政局制作了一系列印证伟大的三峡工程的纪念封。可以说我对三峡工程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1949年,我拍摄宜昌解放

<正>2012年7月16日,是宜昌市解放六十三周年纪念日。我作为当年参加过宜昌战斗的老战士,如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虽然许多往事都记不太清了,但在渡江前攻打宜昌的战斗中,雨夜艰难的行军,战士们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追歼敌人的激烈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暴雨倾盆,河水猛涨,雨夜行军35里,趟过48道河,     

回忆胡乔木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昕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萧耀南贩卖鸦片养兵点滴

我原是湖北省督军王占元部下的一个营长,1921年湘鄂战役后,呈请辞职回家,赋闲两年有余。1924年再赴宜昌谋事,同年8月进入督察处当稽查官（督察处是军队里的机关,当时它的实际任务是护送大烟土）。我在该处供职约一年之久,地位虽低,但对当时的禁烟情况,也知道一些。     

回忆李新先生

正我于1964年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先生也在近代史所工作。不过,当时还不到50岁的他,已经算是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了,所以开始时,我基本见不到他。不久,整个学部都开始为到各地参加"四清"运动作准备,经常组织学习。其中有几次,李新先生来     

60年前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名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朝鲜战场琐忆

撤军1954年仲夏,"抗美援朝"停战快一年了,我们正在大规模地参加朝鲜人民清除战争废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当时,我在志愿军十     

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号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     

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进行之间,我没有参加,只是在1937年5月至9月,我参加了这个谈判。蒋介石为什么不前不后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参加?我估计我是他手中的一张"牌",这时用得着我所搞的那一套,所以把我这张"牌"抽出来,打出去。     

毛主席请我吃月饼

我是湖南省航支局退休职工,曾担任长沙港务处"华山"号轮船船长,在1955年、1957年、1959年,三次为毛主席畅游湘江驾船保安。我先后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全国航运系统先进个人,两次到首都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