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

章太炎的经学立场经历了从“援今入古、以古统今”到“专宗古文”的演变,而《馗书》的修订正是其经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期。孔子为“良史”说的宣示,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谈及迁父子到刘歆之学一脉相承的“历史之学”的新谱系的建构,“六艺皆史”论的发轫,意味着章太炎独立的新古文经学的奠基。其前后变迁呈现出“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的清晰轨迹。这与章氏跨越“纪孔、保皇二关”的政治反思、“民族主义”的学理建构、“中国通史”的编撰所体现出来的“经学的史学化”的努力等因素息息相关。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狂人”章太炎

章太炎个性极强,可与康南海(康有为)、辜汤生(辜鸿铭)鼎足而三,他简直满身都是傲骨,什么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得了“章疯子”的雅号。其     

《法言》仿《齐论语》辨

《汉书·扬雄传赞》记扬雄自论其一生著述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法言》乃仿《论语》而作。然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扬雄归入古文经学派,而诋斥其为谄媚攀附王莽的小人,今人遂多以扬雄反对谶纬迷信也把他与桓谭同归入古文经学派。其实扬雄并非经师,而是所谓“通人”,博通诸子之说,融会今古文经学,上承淮南子、司马迁兼采百家的传统,下开桓谭、王充述而有作的风气。扬雄经说非独有取于古文经学,他作《法言》即仿今文《论语》。汉时《论语》有三:《齐论》、《鲁论》、《古论》,《齐论》与《鲁论》为今《论语》。按《法言·吾子》云:“问郑、卫之似,曰:聪听。……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礼记·乐记》孔《疏》引《异义》云: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章太炎“七被追捕”考略

章太炎在1906年7月说过：“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但究竟哪七次追捕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翻阅史籍,寻根追源,梳理出章太炎先后七次被清廷追杀那惊心动魄的史实。一捕章太炎甲午战争以后,1896年春章太炎因十分钦佩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疾呼变法维新,故而赠币16元报名加入强学会。1897年1月,又应梁启超、江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直保护》等文,猛烈抨击清皇朝的腐败内政…     

范文澜的经学与史学

范文澜是一位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出身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古文经学大师的陶冶,其早年著作《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均表明他是古文经学阵营中的一员。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两次系统梳理和演讲经学史,力求摆脱今古文家法之成见,在经学史研究方面带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以写作中国通史为鹄的,所著通史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以及体现出的民族观、史料观、学风文风等方面,与他的经学素养和早年的古文经学训练,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楙荣古文创作思想评议

陈楙荣以为文章分记事、议论二体,而又以记事之体为文体之总源。以为“言出于心”和“文与言合”,其文乃臻佳境;言不由衷,文与言离,文章之道则渐趋衰弊。为文者必须“心古人之心,言古人之言,文古人之文”,方能矫正时弊,振荡末流。具体作法就是,通过学习古文,揣摩古文之体例和义法,以作为文之资。以为文章无古文、白话的高下之分,反对以文言、白话分文章之优劣,主张以“精神命脉”定文章之高下。陈氏之观点颇具现实针对性,对今日之写作教学亦不乏参考价值。惜其文集未曾刊刻,其观点未能广为传播,故知之者甚少。     

章太炎和他弟子们的手迹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又私淑顾炎武,而易名绛,字太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俞樾问学,二十岁时已著有五十万字的《春秋左传读》。在经学、诸子、文字音韵学、文学、哲学、佛学乃至医学等许多领域都有极深地造诣。一生著作甚丰,著有《章氏丛书》十三种,有《章太炎全集》。章太炎先生还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70年前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五四运     

钱玄同与章太炎的交往

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浙江吴兴人,自小受封建文化教育,其父对他属望殷切,功课督促很严,希望他科举成名。但是,钱玄同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能成为著名的文字学家和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与章太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章门受业 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县,６岁始读“小学”（文字学）、经学和史学,２３岁入杭州沽经精舍书院,师从俞樾学习文字学和经学达７年之久,崇信古文经学。自幼受外祖父朱有虔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自称 １９、２０岁时读《明季稗史》,“排满思想始盛”。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后,西方列…     

章太炎史学思想简论

章太炎是近代卓有影响的革命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史学家。对他的史学思想,多年来评价各异。笔者认为,他是由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典型代表,由于受古文经学、古典文学的影响至深,章太炎在史学形式与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旧痕,但在内容上则贯穿了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其史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特色,关于历史真实性与历史进化的观点,关于历史学体例与研究方法的主张,对后人治史都有启迪。     

章太炎与白话文

章太炎文字古奥,诘屈聱牙,很多人以为他反对白话文,不写白话文。连学生钱玄同、鲁迅也有过章太炎“摈斥”白话文的话。章太炎的反对白话文,似成定谳。 然而,坊间却有《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书名就叫“白话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

以《教学通义》为切入点,作前后延伸,可以了解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来路与去向。康有为早年对周公的尊崇系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启发,同时也开始受到常州公羊学派的影响。“通变宜民”的“变政”观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赏孔子,而借最高王权变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对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无位”的孔子。上书活动的失败,促使他调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在康有为基于经世的观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阶段,廖平似不可能影响到他,但是在因时局激荡而冲破旧的经学思想格局之际,廖平的“辟刘之议”尤其是对《周礼》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为的新思路。     

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

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影响和地位究竟如何,多年以来颇有争议。邝兆江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一文,质疑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作者则认为,康之变法思想水平,远迈时人;康氏虽然官位不高,但是得到光绪帝重视和信任,得以通过上书言事,影响光绪帝和新政的推行;康党曾经预谋“杀禄围园”、伺机擒杀慈禧太后,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及政变,关系重大,应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

吴承仕,字检斋,号展成,又号济安,安徽歙县人,生于1884年3月20日,卒于1939年9月21日。他与黄季刚同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三十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于世。黄季刚继承了章太炎的“小学”,竭尽整理提高之功,为旧的字训诂学走上现代科学的道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承仕超越章、黄之处,是他在晚年能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因之,探讨、研究吴承仕的学术成就,揭示其由旧经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狂人”章太炎

章太炎个性极强,可与康南海（康有为）、辜汤生（辜鸿铭）鼎足而三,他简直满身都是傲骨,什么人都不放在眼中,因此得了“章疯子”的雅号。其实他并不疯,只是狂,不过到了晚年,除专心治学外,其他知觉已一概失去,简直不知人事,狂也狂不得了。关于他的轶事,为便利起见,分段叙之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