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

本文叙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兴起的以李鸿章为总首领的淮军,为了褒扬祭祀死于战场和积劳病故的官将兵丁,在全国各地修建的几所淮军昭忠祠,分析了李鸿章修建淮军昭忠祠的目的,叙述了淮军昭忠祠实行的入祀、祭祀制度、日常管理、资金来源,以及淮军昭忠祠的兴衰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进行了分析评论.     

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

同治二年,李鸿章拒派淮扬水师赴援临淮以助湘军平叛苗沛霖。李鸿章先以各种理由拖延,在曾国藩一再催促甚至威胁要劾奏的情况下,不惜正面对抗,直接上奏朝廷,陈明军情和拒赴临淮的原因。最终李鸿章以水陆师互相配合,攻克苏州。曾国藩得此消息,十分惊喜,不再计较李鸿章的不听命行为。李鸿章抗命成功,在于清廷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也希望尽早打败太平军,不愿借洋师“助剿”苏南等地的太平军,因而在处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方式。     

有关捻军的两件散失史料

近日在开封发现了曾参加镇压捻军革命的故城贾运生的一些公牍文字,其中有关于"剿、抚"捻军的公牍底稿,经查对晚近出版的捻军资料诸书,均未见录引,我想它应该是研究捻军史的有用资料.其中"解散胁从告示"、"准令投诚捻首孙葵心立功赎罪委游击陈万金等前往招谕?"两底稿,更具体地显露出了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帮凶们对分化革命力量无所不用其极的阴险毒狠手段.试想,设非旨在分化革命力量,在咸、同之时,怎肯破格采用语体文发布告示呢?在双方对?的情况下,"胜帅"那能亲书红缎泥金寿字一幅为孙葵心之母介百年之寿呢?从这些自     

左宗棠李鸿章异同述论

本文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左、李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思想与活动进行评述。浅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一左、李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迹的。对此,史学界已有共识。但对两者对“借师助剿”态度的看法则颇持异议。李鸿章的确是比较积极地主张“借师助剿”的。1862年,李甫抵上海,鉴于洋人兵强器利、“实肯帮我”和上海“孤危”的现实,便意图“借师助剿”,并在行动上设法亲近洋人。沪上官绅竭力鼓噪“,借师助剿’”时,李乃与其师曾国藩商定“不拒绝以伤     

曾国藩、李鸿章的特定心态与湘、淮系势力的消长契机

咸(丰)同(治)之交,湘军魁首曾国藩让其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进驻上海,并保举李出任江苏巡抚,淮系军政势力由此肇端。故有人说:“淮为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淮军成立后,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中担当着“用沪平吴”的主力,起了独挡一面的作用,但从全局来看,充当镇压太平天国主力和元凶的是湘军,评功封赏的筵席上,淮系得到的不过是湘系口下的一点残羹剩饭而已。然而,到镇压捻军之初,湘消淮长的重大变化在清王朝的“天平”上得到醒目的连续显示。其要端可谓首见投赴战场的主力易湘为淮,再见于前敌主帅以李代曾。这种变化固然受着诸多客观条件的制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地主阶级开明派张树声

一太平天国时期,张树声在合肥地区统带一支团练与太平军、捻军顽抗,从一个诸生被提擢为候补同知。他所统带的团练,为李鸿章后来编练淮军奠定下基础。他也因此而发迹。张树声(1823—1884年)安徽合肥人。“县廪膳生”,1853年太平军进军皖北,捻军纷纷响应,他“奉钦差大臣周(天爵)、吕(贤基)示谕团练,并奉钦差办理团练刑部郎中李(文安)颁发章程,坚壁清野”,“除结团自保外”,还带练勇外出与太平军转战各地,配合清军攻陷含山、六安、英、霍、潜、太、无为等州县。1857年桐城清军溃败,次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皖北革命斗争又趋向高涨。张树声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严申禁令,不准乡民从贼,先平肥西匪寨,继败捻酋张洛行于官亭,就周公山下坚筑堡寨,阻河为险……远近襁负来归,咸知其制寇有方,相依为命。”当时合肥     

唐定奎及淮军十三营在台湾的“开山抚番”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赴台与日本交涉并办理台湾防务事宜。沈葆桢东渡后,深感台防空虚;随后,李鸿章急调唐定奎所部淮军武毅铭军十三营入台巩固台防。中日《台事专条》签订后,日本按约撤军。沈葆桢巡台期间,审时度势地提出"开山抚番",唐定奎又率淮军协助其安抚番社。在台湾期间,淮军招抚狮头诸番社,宣威怀德,力行教化,为"开山抚番"各项事宜的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亦为清政府在台湾保卫主权、巩固治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874-1875年淮军援台与台湾凤山淮军昭忠祠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武装侵台,清政府派沈葆桢负责处理台湾事务.在沈葆桢请求下,李鸿章派部将唐定奎率淮军13营武装保台,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并进行台湾早期“抚番”开发.在台期间,淮军共有2000余名官兵伤亡病故.为祭祀追念这些将士,清政府允准在台湾凤山修建了凤山淮军昭忠祠.     

“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

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三个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促成了湘军、淮军和总理衙门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创设。这一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王朝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横向分权,在体制外形成新的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与共同的对手之间构成三角权力制衡,呈现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的特征。在战时体制向常规时期体制的过渡中,曾国藩和所统湘军走上战后复员老路而趋于衰微;左宗棠和李鸿章则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下,寻找到自强新目标,将战时外移的权力延展到新的体制外新机制中。最终,以李鸿章和淮军为核心的洋务体制,整合了由内转外的各种新势力和新制度,形成与王朝旧体制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并在与外国势力抗衡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权力架构。由此可见权力外移而非权力下移才是甲午战争前权力结构变动的主导趋势;而中国内部纷繁曲折的制度创设和权力结构变动是这一时期历史之变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晚清史真正意义之所在。     

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应对,可以围绕王朝制度系统的反应,形成一种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应对叙事中,李鸿章不是直接责任人和主角。但围绕李鸿章的大量史料显示,这一事件发生前,淮军面临裁撤压力,海防体系也空虚无力,李鸿章充分利用日军侵台造成的危机局面,将闲居徐州的淮军精锐调往台湾海防前线,将参与西北平叛的另一支淮军精锐力量撤回沿海布防,成功实现淮军的转型。同时,利用危机,制造舆论,与总理衙门和沿海督抚一道推动以李鸿章为核心的海防体制的形成。这是李鸿章和淮军从内部平叛之战时体制向应对西方的海防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路径,而事件应对和危机利用构成的复合结构是晚清历史的特殊构造,需要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来观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