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从“弱国家的神话”到“社会中的国家”:美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兴起,美国学者开始摒弃充斥着意识形态迷思的"弱"国家叙事,转而试图将国家"找回"。这种以"国家中心论"来取代"社会中心论"的努力虽然为美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由于未能摆脱欧洲大陆韦伯国家观的影响,未能超越既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最终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美国国家叙事。近年来,在批判性继承"回归学派"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美国新一代研究者试图以"社会中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建构符合美国发展道路的国家理论。重审当下美国国家研究的这一最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国家与民主的耦合性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勃艮第公国的兴衰与早期现代国家的源起

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公国,在历经四代公爵扩张之后,形成了庞大的领土联合体和巨大的财富,以其卓尔不群的实力占据欧洲舞台,左右欧洲局势的发展。然而在查理公爵(1467-1477年在位)试图夺取王冠、创建欧洲中部王国时,却遭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制约:第一个层面即意识形态的非正统性难以激发起早期现代国家的民族感情,非领土型发展所造成的局限性不能与中央集权国家对抗,经济富裕带来的生活奢华之风、宫廷艺术的繁华奢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内在属性与早期现代国家的出现相冲突;第二个层面则源于外部因素,当时欧洲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地缘战略博弈不允许公爵建立一个横跨法、德的强大中部王国。因此,伴随早期现代国家的出现,中世纪晚期的勃艮第公国湮灭于历史长河中,成为封建主义完结的悲惨象征。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地方实践与历史经验——以民国青海藏族社会为例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青海地方政府也开始在辖区内推广和确立统一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进而削弱基层地方势力。然而民族社会从传统体制向近代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有曲折和阻力,从而影响到早期近代化进程。文章以青海占比例较大的藏族社会为例,考察多民族国家早期政治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遭遇的实际困境,管窥其地区性、民族性成因与历史经验。     

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国家"与"早期国家"在内涵上形成某些交集,其实体在"古代"可以并存,但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混淆起来使用。"古代国家"之"古代",主要是社会史分期上的一个概念。"早期国家"之"早期",则是"国家"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它讨论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政治关系存续的时期。"古代国家"包括"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它们只存在于"古代"。"早期国家"却不仅存在于社会史分期上的"古代",而且也出现在这种分期上的"中世纪"与"近代"或"现代"。"酋邦"与"分层社会"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都是等级制社会这点上,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是,酋邦的等级是以血缘、辈分、年齿等为基础来划分的,它与经济关系并无必然联系;分层社会的等级或者说分层则是一种基于经济关系的划分,它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为基础。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系统分析--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问题

政治现象从来就是一种系统现象,而整个人类社会主要是由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组成。当令,政治系统主要由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组成,同时,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创新问题,也就是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通过对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创新应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由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     

公民社会理论研究

一、公民社会的涵义 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应用日趋频繁。现在,我们中国学者使用的“公民社会”是由英文词组civilsociety翻译过来的,这一译名是对civil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的强调,即公民民主参与的政治功能和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分析范畴上是与政治国家互相对应的。按照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观点,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可以界定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旨的社会自主领域。它是相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成员的物质交往方式及社会自主的生存样式。     

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礼俗互动"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贯通起来,保障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在全球化、信息化急速发展的今天,我国面临着国际规则、国家法权与民间治权等方面的多重考量,礼俗互动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或有助益。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一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李旻《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起源》评介

正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起源》(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一书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思考。作者李旻现供职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曾在密歇根大学受过系统的人类学与考古学训练。他从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文明的发生及早期发展、三代社会记忆的生成与传承、夏文明记忆的渊源、早期国家的构建与演进诸问题做出了解答,     

圣经时代以色列人的国家观念与国家形态

国家观念与国家形态的形成与演变是人类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标识之一,古以色列人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民族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建立了直接听命于国王的官僚机构。完备的君主制度的确立无疑树立了早期国家的典范。但是,古代以色列的国王不具备埃及法老的威权,在上帝与民众之间担任中介角色的不是国王,而是先知。国王虽然是高尚道德与优秀人格的象征,但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这一君主观对流散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以及精神记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和谐,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之中。在现代对于和谐的各种局限性的研究,体现为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生态经济学科的重视、对传统和谐思想的时代阐释。而忽略了更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自身和谐的研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建设。     

泰山与民族主义:一座象征国家的圣地

神圣空间、社会、地理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泰山,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圣山之一和晚清帝国时期的大众朝圣地,是研究神圣与世俗界限及两者紧密联系的绝佳对象。民国之前,虽有少数精英将泰山看作全中国的文化符号,但大多数的老百姓却仍然将其当作地域朝圣中心;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营造一个中国的当代身份认同,泰山由此被选中为国家的象征符号。     

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之理论化:国际关系从绝对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向

文章以现代早期国际关系为例证,以有争议的财产关系为中心,为地缘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和转型提供一条新的理论化路径。则目前各种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一种共识,即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视为现代国际关系法典化的标志。本文则探讨17、18世纪欧洲地缘政治在何种程度上依然与独具特色的前现代经验保持联系。依照现实主义或建构主义的理论前提无法理解这一点。相反,本文的理论观点是王朝主权的专有权与个性化特征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产权关系之上的。王朝政治逐渐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形成了以竞争性地缘政治积累为基础的冲突与合作的具体模式。伴随着第一个现代国家———英格兰的崛起,国际现代性出现关键性的转折。随着英格兰在17世纪建立了资本主义农业土地所有制并实现了国家转型,英国在1688年之后,开始在长时段的地缘政治综合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重塑国际关系。     

古都研究的一部力作——读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

城市是与国家和文明社会同步出现的,城市之核心则在于都城。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不仅是王权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象征,其空间组织、结构和布局,也浓缩了当时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开展对都城的研究,是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历史意义

1500年以后,凭借经济技术与历史空间的转换,世界历史以其特定的方式,构成了全球化语境.然而,由于全球化的存在方式更多地超越了历史思想与经济技术的界域,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世界历史向着现代殖民扩张的方向推进,因此,世界历史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民族国家理论,以便消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问题,重建公正与平等的现代社会,使现代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上多元均衡、和谐发展的道路.     

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ethnic group

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该术语的流行与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同时,该术语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物,反映了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认同政治”的“族类政治化”特征。本文就这一术语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流行的国情特点和社会背景进行一些分析,以期为全面认识和理解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的应用实践提供一种思路。文章认为,在理解和借鉴西方学术界有关ethnic group的概念及其理论时,如果简单地做出民族（nation）是政治概念、族群（ethnic group）是文化概念这一泾渭分明的判断,而忽视西方国家在应用这一术语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指称对象,就会因脱离国情实际而导致对这一概念及其理论的误读和应用于本土研究中的误导。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

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在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例如地缘组织、亲族,凡此都可称为“原群”,其成份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群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始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以后,景、武两世,打击社会权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以城市为基地之工商业及民间领袖。嗣后则是以地方农村为基地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观念（但国家未必是社会的理性化）,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为对抗体之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