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同”张老——怀念报界元老张友鸾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诗人艾青在北大荒

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后,王震把他找到家里谈话,劝他到北大荒来。第二天又亲自到艾青家里,动员他和妻子高瑛带领子女一起前来。1958年4月,艾青来到北大荒后,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流过。艾青到示范林场…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钱币协会信息

2005年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参加了市钱币学会举办的每月的钱币知识讲座：听叶世昌先生讲钱币、货币理论和关于“张泳不是中国纸币之父”的论述．朱鉴清先生讲荷兰银币;王裕巽先生讲明代货币;周祥先生讲现代珍币等。请本会黄在仁顾问讲清代钱币．又组织会员参观了杨顺发先生钱币博物馆。     

我与田汉先生同行

田汉先生有不少令人景仰的头衔：国歌歌词作者,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1954年3、4月,田汉先生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由北京来到西南边睡——昆明。当时,我奉西南行政委员会文艺处派遣,由山城重庆乘飞机赶赴昆明,到第三总分团报到,有幸在田汉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真是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我的主要任务是,为一部1953年苏联新出影…     

我的苗乡情结

正在21年与苗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中,我一次次经历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实,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大。1958年我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因不识时务对"大跃进"说了真话,加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处理不好,我竟然"因言获罪"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在称之为"苗疆腹地"的台江县待了21年,把整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台江属于黔东南州一个很小的县,当时全县人口大约10万,苗族却占了总人口的97%,是一个苗族历史文化底     

可喜的转变

我原是湖北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在此之前,作为非政协委员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盟）成员,也应邀参加过一些省政协或省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其主题经常是：对政治形势或某些国家大事表表态,或谈自我改造的认识。总的印象,那种活动颇似清谈,何况所说多是言不由衷的。“文革”之后,我进入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当时社会上有种说法：“党委招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对此,我既不以为然,却又无力予以驳斥。在四届委员会的前一、二年,由于“文革”刚刚过去,还忙于拨乱反正和落实各项政策,有些委员仍心有余悸。从…     

“要我改名，我不干！”

翻译家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看到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他的“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是1938年10月23日在现团风县杜皮乡张家山成立的,到1939年9月1日“夏家山事件”时止,共经历了10个月零7天,即313天。这是不平凡的313天!於杨岗接头铁冶於杨岗,旧时有几间小铺子,如屠宰、豆腐、杂货、面铺等,是原黄冈县东西乡接合部。当时铁冶一带党的负责人叫高山。高山,当地人称“高大婆”,是黄冈老三区区委委员。从大革命开始,在老三区坚持革命斗中有“三大”:即漆大爷漆先庭、林大先生林少怀和高大婆高山。1938年在铁冶一片有老冲、东冲、南冲、徐家河4个党小组,我当时与高大婆同在老冲党小组,随后参加了鄂东挺进队。1…     

1957年反右亲历记

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我在潜山县农业局工作。运动结束,局机关13人,有2人遭批判,受到纪律处分;有3人遭批斗,戴上右派帽子,其中1人开除留用,2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刘和林,预备党员,当时抽在“五人小组”办公室工作,负责“肃清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和干部历史的审查,无疑党是信任他的。在反右开始前,领导曾特意关照他说,现在正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要多对党提出宝贵性批评意见,争取火线转正。他果然不负领导的厚望,开会时,积极发言,滔滔不绝;会后写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语言…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井泉就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有股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当时挂靠在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烈火”点燃后，他积极领导西南…     

许寯和马牧许氏私立崇正学校

<正>先从一副对联说起。小时候听父亲说,早年间我们洪洞县（原赵城县）马牧村里许家四老爷有文才。四老爷怎样有文才,父亲没说,我也没听别人说起过。白纸黑字的许氏家乘更难见到。那个年代,能往脑子里装的净是新东西。四十年前我参加工作,教研组里有一位李荫堂老师,“右派”刚平反,跟我和小建很谈得来。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临汾师范,“右派”帽子没有压垮他的才艺,吹拉弹唱,随时就能来上一段。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为人作嫁永不悔——记编辑家胡学彦

1979年胡老师复职回来,我进出版社才一年。当时全省的出版社只有一两家,当年的文艺出版社还没有“落生”,她只是人民出版社“腹中”的一个编辑室。那一年,呼啦一下,许许多多被改正的“右派”先后落实政策,我所在的编辑室一下子也进来了好多个“右派”或是与右沾边的人,其中有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编辑家夏钦瀚、方福仁,散文作家费淑芬……其中磨难二十余年的胡学彦也归队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

历史是有生命的。著名史学家李大钊先生在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即明确提出：浩如烟海的“史书”,并非历史,而仅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文史资料工作的诞生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倡导的。1982年11月召开的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把这项工作写进了新修订的政协章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政协已经完成了代行人大职责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在做好政协各方面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征集文史资料。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     

1949-1956年中国科技领导体制探析

新中国成立后,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方法领导科学工作是当时党和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作为“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全国科学领导中心”,探索建立了专门委员制度、专业工作委员会和学部制度,逐渐确立了在新中国科学事业中的学术领导地位。全国科联是自然科学各专门学会的联合组织,是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领导的“群众基础”。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主要机构,其中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令人落泪的呼唤

1958年春,跟随王震将军进军北大荒的队伍中,除了十万转业大军外,还有来自京津地区的六千名“右派”。其中有不少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如诗人艾青、作家丁玲、戏剧家吴祖光、画家丁聪、歌唱家张权等等。 一天下午,王震坐车来到云山畜牧场八间房“右派”居住的地方。一见面,他就热情地称呼大家:“同志们！”这些“右派”当时已无人称同志了,今天“同志”二字出自王震之口,有人不禁落下眼泪。真是“一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