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再探讨

<正>自余英时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以来,史家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成为学林一段公案,不断有学者搜求新史料,探讨陈寅恪晚年生命史上的这一重要转折点。2008年,胡文辉出版《陈寅恪诗笺释》一书,汇集台湾相关人士对于陈寅恪有意赴台的种种听闻,并综合陈诗与时人旁证,得出结论:"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2009年,他又根据     

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

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张求会“吾家与丰润之关系”是陈寅恪最后一部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第四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完成于１９６５至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陈寅恪去世,此后文稿一直未能面世,直到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     

山少傅名言——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二（下）

陈寅恪先生并不否认咸宁初山涛论兵之事,但为证成山涛所反对者即“罢州郡兵”之说,他强调山涛还有一次论兵,在武帝罢州郡兵之後,依据是《世说．识监》注引《竹林七贤论》：“吴既平,……於是州郡悉去兵。……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陈先生未指明在何年,但既然罢州郡兵在太康三年（282）,山涛又死於太康四年,论兵就只能在这两年之间了。     

南宋吉州窑瓷的最新发现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正如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近五十年来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176页）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翟清福耿清珩１９５４年８、９两月，香港《人生》半月刊第８卷第６、７、８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作...     

《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

《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翟清福［编者按］我们在这里发表翟清福先生的《〈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一文,是为了有助于弄清楚＂一桩学术公案＂。郭沫若和钱穆两位前辈都是我们尊敬的...     

关于栾书缶制作者与其相关问题的一点看法

栾书缶是1942年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于估人倪玉书处购买的,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缶最早见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1957年铭文照片著录于于省吾先生的《商周金文录遗》书中。1958年容先生和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对该器的大小、形状和铭文作了详细说明,并对铭文“栾书”进行了考证。“栾书”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将下军”的栾书。先生指出:“栾书一称栾武子,又称栾伯,以鲁成公二年(前589)将下军,从克败齐于。四年将中军,十六年败楚于鄢陵,几于射杀楚共王,十八年卒。执政凡十四年。这是他所铸的器”。又引区…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     

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

拜读《元稹年谱》(齐鲁书社一九八○年六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赞佩之余,将自己对元稹通州任内(元和十年三月至十四年三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文,以献疑于师友,乞教于著者。一、元稹赴任通州时无归田之举《年谱》云:由西京赴通州,“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可到。”而元稹元和十年赴任通州时,却“费时三、四个月,这是甚么缘故?”接着列举元稹《归田》诗后认为:“从‘挂绶出都门’的句子,看出此诗是元和十年夏元稹出西京,赴任通州时所作”,“但元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赴任去了。这是元稹三月底即离西京,闰六月才到通州,费时三、四个月的缘故。”并在“辨证”栏内批评陈寅恪先生云:“竟不知元稹‘归田’事。”     

试析关於宋孝宗“憎恨”宋高宗的两条资料

余英时先生用以证明南宋孝宗对高宗潜意识中“憎恨之情”的两条资料,似都缺乏说服力：第一条徐经孙疏中“家老子”应依《宋史》为“曾观”二字之误,与不意流露憎恨高宗之情无关;第二条孝宗锁闭“高宗留下宝器图画”,乃谦虚美德,并非出於对高宗“生前的世界”之“抗拒心理”。     

陈寅恪晚年三“知己”

近日读《大师——陈寅恪》,了解到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境遇凄然,但幸运的是遇到了三位“知己”。他们分别是当了他13年助教的黄萱,替他挨批斗的学生刘节,还有帮他整理200多万字《陈寅恪文集》的学生蒋天枢。     

虚实相生覃思精论——《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评介

中晚唐是中国化的一大转型期,对此陈寅恪先生尝于《论韩愈》一中作了精要的概括,谓：“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如此,关于化学术亦莫不如此。”(《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第     

孙中山陵墓的设计师是吕彦直

周建民先生发表在《陕西史志》2001年第二期的《孙中山陵墓的设计师——汉中人刘宝锷》一称：“建筑中山陵时,刘宝锷先生被孙中山治丧委员会聘为负责设计、建设、监理中山先生陵墓的总工程师。”(引中着重号为笔添加)此说不符合事实。     

近25年来笔记小说与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薪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石鼓文词句“四介既简”试解

“四介既简”,此句出自 《石鼓文·田丰》.王昶《金石萃编》释文、潘迪《石鼓文音训》并误释此句为“吾众既简”.潘氏解“简”为“选也”.“四介”二字,郭沫若说:“二字颇漶漫,然谛审可辨,《诗·清人》‘驷介旁旁’.”郭说甚是.按古文献“四”、“驷”相通.《诗·小雅·四牡》:“四牧騑騑”.《仪礼·既夕礼》:“玄纁束马两”,贾公彦《疏》引《诗》作“驷牡騑騑”.《左传·定公十年》:“公子地有白马四”,《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作《左氏传》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马驷”.《诗·大雅·大明》:“驷騵彭彭”,《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徐彦《疏》引《诗》作“四騵彭彭”.《诗·秦风·驷(?)》:“驷(?)孔阜”,《说文》马部“(?)”字下引《诗》     

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

陈寅恪先生推测元稹《莺莺传》中的主角崔莺莺原型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粟特种族女子。本文继续其思路补充新证:一、蒲州唐河中府治所官衙“绿莎厅”可能是粟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证明蒲州曾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二、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李怀光根据地,其部下有大量粟特胡人驻此。三、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造葡萄酒业存在。四、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陈寅恪的推测。     

赌徒才是快乐的旅行者——对话宋卫平

士为天下谋 人物周刊：你从94年开始创业,今年正好是20年。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商,在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寻的。你作为其中一员,有什么感受？     

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陈寅恪家族

16年前,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尘封多年的陈寅恪一时成为焦点人物,并开始由学界走向普通公众。10年前,《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推出。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柳如是别传》,首印1万册,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陈寅恪热”丝毫未见消退。     

人字面前人人平等

钱钟书先生蛮狂,年少时节,放出狂言：“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后来很多年,依然是“狂奴故态”,据说对同时代的人都有点瞧不上,他对王国维是“一向不喜欢此人著作”,义在《谈艺录》讥其诗“笔弱词靡”;他对陈寅恪也有不屑,讽其“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是一偏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