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懋镕教授《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评介

2006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张懋镕教授所著的《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是一部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器和古文字的论文集。该书作为张懋镕先生的《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初集》)的续集,秉承《初集》风格,收录了30篇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作者近四年来新撰写的。文章结构亦如《初集》分作五个部分:一、古文字考释,二、新出青铜器研究,三、青铜器综合研究,四、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五、其他。这30篇论文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是近几年内作者发表在重要学术杂志上的力作,如:《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商…     

德方鼎铭文管见

德方鼎的铭文,郭沫若院长在《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談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一文中曾經考释,因为德方鼎和德鼎(即所謂大鼎)目前都藏于上海博物館,故个人得有机会对证原物,将郭沫若院长的文章仔細地讀了几遍,觉得非常富于启发性。如释"易(?)字作益(?),可以看出易字是益字的簡化","益乃溢之初文,象杯中盛水满出之形,故引伸为增益之益,"又云,"益既引伸为增益,故再引伸为锡予"等等,都是非常精确之說。德方鼎铭的本身問题,看到郭院长的見解,虽然也感觉到很新颖而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考虑的結果,发现     

对《宜侯矢(皀殳)考释》一文的看法

宜侯矢?自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江苏省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出土后,已经有许多人对它进行了研究.而把对宜侯矢?的研究同吴文化联系起来的,是唐兰先生的《宜侯矢?考释》一文.唐兰先生在其文内说:"它是吴国的最早的铜器,而且是在吴地发现的."但从宜侯矢?的铭文所意,并结合有关的史载来看,我不认为宜侯矢?是吴文化的遗存,它只是表明西周王朝政治势力到达东南地区的一件实物例证.这里我就唐兰先生所作宜侯矢?铭文的释文,对他在《宜侯矢?考释》一文中的说法,提出几点浅见,供关心吴文化研究的同志参考.     

关于识别陈独秀笔名的几点意见——兼答吴稚甫同志

拙文《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在《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发表以后,吴稚甫同志在该刊1989年第4期、1991年第3期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笔名补遗》和《(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质疑》两篇文章(上述三篇文章分别简称《考释》、《补遗》、《质疑》)。对吴同志如此关注陈独秀研究,我深表敬意。同时也想发表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于吴同志。《补遗》一文的第一句话,是引证的《考释》最后一句话。原话是“根据以上的统计,陈独秀一生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已查考清楚的有三十五个”。而《补遗》在引用这句原文时,却添加了个“共”字,说他“一生共使用过三十七个名字”,这显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写作《考释》的用意,一是向读者介绍我认为已经查考清楚的名字;二是请读者“修正、补     

铜(钅和)研究

<正>目次一形制与演变二分期与年代三起源、流布与区域特征四功用与使用人群五在铜容器组合中的地位及对北方椭圆形器的影响六结语椭圆形铜铘,有别于圆形敦,因其形状不甚规则,且自名之器甚少,故自宋以来称谓不一。《考古图》、《续考古图》命之为杯,《博古图录》称为卮~([1]),《西清古鉴》以舟称之,《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称其为椭器,马承源《中国青铜器》将其分为椭杯与(钅和)两类器物,《故宫铜器图录》则以敦称之。自清以来沿用《西清古鉴》定名称之为舟者较众,近年来,随着三件自名     

青铜器“麦尊”与邢国始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一

西周青铜器“麦尊”铭,涉及到邢国的“始封”,老一辈金学家郭沫若《两周金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与《麦氏四器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33、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铜器铭刻》与《西周青铜器铭分代史征》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始封”的铭进行了考释,并结合有关铭资料和献记载,就邢国“始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金文偶札(四则)

~~金文偶札(四则)@刘桓$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3冯时:《略论晋侯邦父名、字问题》,《文物》1998年5期。 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42页,《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5高享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423页,齐鲁书社,1989年。 6卜辞用“丰”为邦,“三丰(邦)方”见《合集》36530,“四丰(邦)方”见《合集》36528反。 7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74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8同2引书,第10页。 9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1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藏青铜器铭文考释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入藏两件青铜器《作册封鬲》和《士山盘》,对铜器上的铭文和术语作了考释,研究了周王朝的册封异刑的具体内涵和周王策命作器的过程。     

铜器辨伪浅说(上)

铜器辩伪是文物鉴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认为,伪造古铜器始于宋代。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皆有古铜彝器辨伪说。但溯其源流,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关于赝鼎的传说。《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赝鼎的故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所以应该说,伪造古铜器始于春秋。铜器的仿古作伪始盛于宋代。准确地说,当时主要是仿制,是上自帝王下至文人士大夫阶层出于对古代青铜器的仰慕而大量仿造,是当时崇古好古复古之风的一种表现。元、明、清各代也均有仿制。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古玩业兴起,外国人纷纷来华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目次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二徐国青铜器的组合、形制与纹饰特点三徐国青铜器的特点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由于徐国史料的匮乏,徐国铜器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徐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初步整理〔1〕,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七件具铭徐器。1990年代初,董楚平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较系统的整理〔2〕,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收录二十三件具铭徐器。两先生对徐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但因相关条件的制约,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考古学方法对徐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楚(我阝)陵君三器考辨

《文物》一九八○年八期发表了无锡前洲新出土的三件有铭铜器。李零、刘雨同志《楚(我阝)陵三器》认为三器“大约作于公元前306—223年的八十四年间,而且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靠后,即在楚徙都寿春     

读铜器铭文札记(四则)

本文对赵氏戈、公典盘、晋公■、配儿钩■四件铜器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并对以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     

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铜器铭文考释

近读郭沫若、陈梦家两先生考释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铜器铭文,引起我对铭文研究的兴趣,在籀读过程中也试考释如下:一、鐘铭:     

读上博简(三)《中弓》札记四则

文章利用语言学知识对上博简《中弓》的考释部分提出了三条商榷意见,并考释了一未释之处。     

青铜器“邢侯簋”与邢国迁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二

西周青铜器“邢侯簋”铭文,涉及到邢国的“迁封”,老一辈金文学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迁封”的铭文进行集释,并结合有关铭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国“迁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探讨。     

"开元石幢"题记商榷

《考古与文物》 2 0 0 1年第 5期刊有《新发现的“开元石幢”及相关问题》 (以下简称为《石幢》)一文。文章介绍了 1 993年在西安市西南郊带钢厂出土的唐开元年间石幢一块 ,并用较大篇幅对石幢的题记作了详尽考释。遗憾的是 ,这些考释大部分不能成立。我们先看《石幢》对题记的断句 ,即“故幢 ,主社 ,正郭 ,庆 1集 ,奉为开元神武皇帝 ,太子 ,诸王 ,公主 ,文武百官及法界苍生建立”共 33字。然后 ,《石幢》释“故幢”为“早年所雕”的幢 ;释“主社”为“主掌土地神”;释“正郭”为“正果”;释“庆集” (主要释“集”)为“生无量之义”;释“开…     

早期文明

本期《早期文明》专栏共刊载论文有《试析早期铜器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年代上限问题》和《南方系统商周铜鎛再研究》和共三篇,既有对早期铜器某些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又有对南方系一种青铜乐器和一个商代青铜器群年代的专题研究。     

论黄君孟铜器群

最先对黄国铜器进行收集介绍和研究的是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出版,1958年重印),该书收录的四件黄器中,只有一件清宫旧藏的黄孙子傒君叔单鼎,传说出土于黄国故城所在的潢川县境。解放以来,黄国铜器的有发现。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九八三年四月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黄君孟铜器群。我曾参观该墓葬的发掘现场,仔细观察了全部铜器,并在当地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协助下对其中二十六件铜器附著的铭文拓片手摹一过。现在就这批黄国铜器谈谈自已的意见,提供大家讨论。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