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商品交换和买卖契约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分酒泉置张掖、敦煌郡之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除军屯之外,汉政府还移民边塞,实行民屯。西北边郡"地广民稀",在此之前基本上属于尚未开发的地区,经济非常落后。大批吏卒和移民的到来,无论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供应都极其困难。始开屯田时,"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     

明季永春军屯与汤城村史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屯田事业最发达时期。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国皇帝朱元璋采纳户部尚书赵勉的建议,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①。从此,明代军屯便在全国大规模推开。福建省永春县的军屯,从洪武年间     

嘉峪关魏晋墓画像砖屯垦图考释

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的画像砖有采桑、狩猎、畜牧、屯垦、出行、酿造、驿传、舞蹈等题材,真实记录和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生活,勾画出了一幅幅古代民间风俗画,形象地描绘了1700年前河西走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屯垦图是反映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在河西走廊实行军屯和民屯治理政策的形象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代贵州军屯浅论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是一种通过军事编制把劳动力与土地相配置从而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三方面来立论下笔。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军屯问题为视角,主要从明代贵州卫所旗军数、明代贵州军屯生产两大方面来探讨明代贵州军屯的历史状况,通过对明代贵州军屯研究一丁点肤浅的探析,以期对明代贵州教军屯能有个一般性的了解。     

汉代河西的水利建设与管理

两汉时期,随着河西屯田事业的发展,不仅由官府组织修建了一系列水利灌溉工程,而且还有民间开挖的灌溉渠道。河西的水利工程规模较大,并已形成分布有序的灌溉网络和严密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内地一样,河西各地也设有“都水官”和“河渠卒”,但他们在受中央大司农和地方郡县管理的同时,还与当地的军事防御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受到郡都尉的节制。     

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

吐蕃占领沙州的时间,学术界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大致有大历十二年说,建中二年说,贞元二年说及贞元三年说,各家主张的依据不同,推订的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笔者不揣冒昧,也想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我们知道,杨志烈死后,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于大历元年(766)徙镇沙州.在沙州他的职衔为“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休明卒年尚难定考,然《唐方镇年表》将他列在大历元年至二年的河西节度使任上,而大历     

近40年国内清代新疆军屯研究述评

正新疆的军屯在汉朝就已出现,至清朝其地位更加重要,它在维护新疆统一和安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多载于各朝实录、官私史书、地方志、奏议、文集、笔记等。屯田既包括军屯,也包括民屯。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代新疆屯田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已有学者对此作了总结。军屯作为屯田中的独立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作用,学界对其研究成果却重视不够。本文拟对近40年来新疆军屯的研究作一梳理和总结,以期为日后研究作一铺垫。     

明代福建军屯数额考

明代,福建作为东南海防的重要战略地带,普设军屯,以屯养军,而明代史料中所记载的福建军屯田亩数额却疑点重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通过考辨和甄别相关史料,初步探析明代史料中的三组军屯数额所代表的时间,并探讨数额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不妥之处,还望学界前辈同仁批评指教。     

略述明代军屯制度在鄂西山地的实施

明太祖朱元璋创立卫所制度,以为有明一朝的军事定制,与卫所制度相依附有密切内在联系的是军丁及其家口必须实行屯田。关于军屯,载在《明史》中的篇幅不多,且是概括全国军屯概貌的文字,故本文拟将设在鄂西山地的施州卫所的军屯作较为具体翔实的展开,俾便人们阅读《明史》参考。     

清乾隆时期奇台地区军屯探析

清乾隆时期在奇台地区的屯田是奇台屯田史上的一个高峰,军屯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屯田形式,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军屯前期以换防绿营兵为主,以后逐渐转变为携眷到屯永驻,并且向民屯转化。     

西汉敦煌郡移民研究

汉武帝攘匈奴取得河西,相继设置河西四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的敦煌郡,从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西汉就开始向敦煌地区移民实边,最初是军队戍卒屯田移民,继之是迁徙中原贫民到敦煌,更为持续的是将犯罪的高官和文士迁徙到敦煌,实现了从贫民移民到文化移民的转变,奠定了敦煌文化发展的基础.     

河西的水神崇拜意识

河西走廊自古土地肥沃、水草丰美 ,极具农牧之利。但由于气候等原因 ,干旱长期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农牧业的发展。人们渴盼水的滋润 ,把希望深深地寄托予水神。从河西人民许多讴歌水的作品以及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河西地名 ,我们能够体味出河西人相当浓厚的水神崇拜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河西地区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重创,与中原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相比,河西地区则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人间乐土.大量中原士大夫避居河西,为保存中原文化成果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为河西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宣导下,儒学在河西一带得到了广泛转播及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在河西地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为以后北魏乃至隋唐时期文化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先秦河西走廊神话传说考略

先秦时代产生和流传于河西走廊的昆仑神话传说是我国诸多神话传说源头之一,其中蕴含了许多中华民族起源、融合、形成的信息,也蕴含了很丰富的地域文化因素.在昆仑神话传说中,被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颛顼、大禹以及西王母、后羿、宓妃、简狄、老子等先祖神人曾驻足河西,表明河西走廊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挖掘、整理、研究先秦河西神话传说,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加强中华民族的相互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之一

河西宝卷是活在民间的敦煌文学,与敦煌变文在宣讲内容、讲唱形式上有密切关联.讲唱变文时,变文变相结合,图文并茂,借图述事的形式,在后世讲唱叙事文本中,诸如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河西宝卷中均可看到其影响存留之迹.研讨河西宝卷与变文渊源关系应予特别关注.     

河西在汉代以前的文明形式

文章首先从地理的角度论证了河西的农业形式的文明只能从乌鞘岭东边传播过去。在这基础上,结合乌鞘岭东边农业形式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河西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可能性质,认为虽然有挟有那样生产技能的文化曾经传播到河西,但由于游牧社会生产方式的排斥影响,农业并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进入农业社会。整个河西在汉代以前一直处于游牧社会,并发展着游牧文明。     

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

本从西域贡使如何进出嘉峪关、入关贡使的起送与存留、存留使臣在河西走廊的活动等三个方面阐明了河西走廊是明代边境贸易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场所之一,并指出,西域贡使为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沙东牌楼汉简“津卒”称谓及相关问题

长沙东牌楼简可见"津卒"称谓。这种以"卒"标示的身份特征值得研究者注意。同一批简中有称"津史"者。"津卒"应与"津史"存在某种关联。与"津卒"类同的"车卒"、"漕卒"、"棹卒"、"邮卒"、"驿卒"等交通实践者的人身自由和行为方式,都会因"卒"的军人身份受到限定。秦汉时期交通建设首先服务于政治和军事,一般平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利用交通设施。社会一般成员对交通事业的参与,往往只能以"卒"的角色,通过"役"这种完全被动的形式实现。     

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作者再议

《唐佚名诗集》抄写于P.2672、S.6234、P.5007等三件文献的背面及P.2672的正面。从诗集正面书札的行文看,书札的收信者即诗集的作者应在比凉州更为偏远处任职。而通过勾勒归义军节度使僚佐张球的生平,可知其与凉州及河西都防御使府关系密切。诗集所记载的空间范围东至凉州,西至焉耆铁门关,可大致与张球的活动范围对应。此外,根据诗集所歌颂的对象及诗集的笔迹,也可从侧面证明诗集的作者确应是张球。正是因为作者对河西政情非常了解,所以诗集展现了晚唐河西的诸多重要历史场景。     

明清时期军屯制度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以蓝山县南部村落为例

南岭山地作为沟通中国内陆与沿海以及南中国周边地区的重要通道,是多族群分布区。通过以南岭地区蓝山县南部400多个村落为对象,本研究充分挖掘该区域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从历史文献分析出发,结合历史地理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GIS的构建,分析明清时期军屯卫所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明清卫所军屯的转型及其带来的土地拓展趋势,一方面造成社会组织的重组,一方面使得人群和聚落关系发生改变,导致瑶人瑶地向更高海拔的山地集中,造成了部分村落间的依附格局。这一进程形塑了南岭山地存留至今的历史事实和族群聚落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