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敦煌壁画造型探究与应用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中西方文化、经济、佛教艺术的集散地,在这里形成了敦煌石窟替我们保存了从魏晋到宋元一千多年的形象的艺术和文化史料,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壁画,在这其中隋唐时期敦煌壁画才真真摆脱了西方的佛教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从敦煌壁画的造型入手,分别研究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菩萨、飞天的造型手段及线造型的艺术形式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造型手段、特点及线造型的艺术形式应用到当代人物画当中。     

浅谈敦煌壁画中的两种建筑风格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大都市,历史上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产生过激烈的碰撞与融合。敦煌佛教文化是中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作为敦煌佛教文化的重点组成部分,敦煌佛教建筑也体现出上述特点。     

兴立浮图——敦煌石窟中异彩纷呈的塔

佛塔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古建筑类型,也是融合中西文化最显著、最有特色的一种古建筑类型。佛塔在我国古建筑遗存中保存最多,样式、建筑材料等也呈现多种多样变化。在敦煌壁画里可以看到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建塔材料也多种多样的佛塔。作为佛塔的重要标志——塔刹,则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由早期完全遵守佛教教义的三宝珠塔刹顶到具有中国华表木的转变,都表明佛塔的演变过程,再如佛塔上悬挂的幡,由塔刹上悬幡,演变到在寺院里另立幡杆悬幡,再回到塔刹上悬幡的过程,就是佛教在演变中通过不同民族,不同传播路径,反映了一定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特征。一些有着特殊意义的佛塔,尽管数量很少,却代表了当时从印度到西域(新疆)再到敦煌的传播过程,现在在这些区域里都还有踪迹可寻。到了敦煌,就在壁画里找寻,更有一些佛塔的踪迹,又从敦煌传入中原,延续的时代也更加久远。     

爪哇的失落秘境婆罗浮屠和普拉巴南

南半球的佛教奇迹 以前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叫“为什么南半球没有佛教徒？”答案很冷,是“南无阿弥陀佛”.但实际上,这个脑筋急转弯是彻底弄错了,因为世界上最壮观的佛教遗迹恰好就在南半球,也就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世界遗产“婆罗浮屠”. 其实“南无”并不是说南边没有,那是梵语,本意是“皈依”.古代的佛教僧侣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我佛,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走,四方传教,居然就把佛教传到了南半球的爪哇.在古汉语里,“爪哇”除了地名之外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因为那里确实是古人有可能去到的几乎最远的地方了.爪哇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南端,再往南就是澳大利亚了.     

大足宝顶石窟

一、宝顶的名称与开窟造像的历史 宝顶在大足县城东北约15公里,出大足县城向东北约10公里是倒马坡,从此上山就是丘陵,不仅是松柏成林,而且是梯田满坡。未到宝顶以前,路旁的高观音、三块碑等地方,都有摩岩造像。一直到四山环绕的宝顶,随处都有佛教造像的遗迹。可见两川谚语:“上朝峨嵋,下朝宝顶”,并非空话。宝顶在封建时代也确是为信仰佛教的许多善男善女们所景仰的地方。     

作为丝绸之路学的韩国敦煌学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敦煌高僧昙猷与浙江佛教

东晋时代的敦煌高僧昙猷是浙江佛教的开创者之一,他先后在新昌和天台山从事佛教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敦煌石窟的创建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     

艺术的气度

中国美术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呢?从中国美术史料看,中国绘画在唐以前,卷轴画很少,大部分画家本身就是壁画家。佛教从西汉传入中国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佛教美术便在我国迅速地兴盛起来。西北又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最早、最重要的传播通道。这一路有东西方往返的商人,也有很多为生计往返的画家。唐代在贞观以后,到开元、天宝年间,在绘画的各门类中,宗教艺术占据重要地位,这个时期佛教美术自然会吸引很多知名画     

从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看佛教的传播技巧

佛教自汉代入传中国以来,通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期间,佛教弘法者针对不同阶层的受众采取了"分众传播"的策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传布佛法的"宣传案例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教传播的原貌、见证了佛教的传播过程。因此,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为核心分析佛教的传播技巧,或可有益于中国佛教传播史的研究,并有助于宗教传播史的发展。     

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西域,一般的看法认为应较内地为早。下面略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佛教于何时流入西域地方?……原则上观之,大约系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殆无疑义。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诸说纷纭,学术上最贵重者为所谓《魏略》的记载,据此记录知在前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是则西域之佛教的传播,必前于公元前二年,盖其地为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通必经之地,且富于宗教信仰的“伊兰”系人种据     

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

敦煌文物的展览,不完全是表白敦煌艺术的重要性,更不是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辛勤工作的经过,这个展览是有其更深刻的意义与更重要的任务的。敦煌的地位在甘肃省的西边,离开酒泉和玉门关还有不少路。从兰州到敦煌,有一条不很好的汽车道。离敦煌县东南二十公里,便是中国艺术文物宝库的千佛洞。这个千佛洞,从晋代(公元三六六年)开窟以来,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一直到清代,甚至到现在,都是西陲的佛教信     

圣地之缘: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

敦煌是我国佛教艺术的殿堂,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早在千年以前,二者就因佛教文殊信仰结缘、互动。本文简要追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历史渊源,并对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第61窟"文殊堂"西壁进行深入分析,为我们研究五台山历史以及我国的建筑史、佛教史等方面提供了崭新视角,同时对我们了解文殊信仰在敦煌广为流传也大有裨益。     

丝绸之路与龟兹佛教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公元1世纪至3世纪初（即东汉时代）西域佛教进入广泛传播时期。佛教何时传入龟兹,史料没有明确记载。龟兹佛教自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进入兴盛阶段,这从西晋太康五年（284）竺法护在敦煌得到龟兹佛教译文可知。当时龟兹地区大、小乘佛教并行,而以小乘佛教为主。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大乘佛教在龟兹地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直延续到公元13世纪,龟兹佛教文明才毁于一炬,最终成为一种文化遗迹。     

王宏：艺术的气度

中国美术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呢？从中国美术史料看,中国绘画在唐以前,卷轴画很少,大部分画家本身就是壁画家。佛教从西汉传入中国内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佛教美术便在我国迅速地兴盛起来。西北又是丝绸之路佛教文化最早、最重要的传播通道。这一路有东西方往返的商人,也有很多为生计往返的画家。唐代在贞观以后,到开元、天宝年间．在绘画的各门类中,宗教艺术占据重要地位,这个时期佛教美术自然会吸引很多知名画家参与进来。从史料看,有很多卓有成就的画师以娴熟的技巧,创作了大量世俗化了的宗教壁画,吴道子就是此时宗教人物画坛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也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     

心道与民国时期敦煌法幢宗始末

心道是一位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高僧。然而其在当下无论是研究学者还是佛教信徒,对这位高僧都了解不多。特别是其两次来到西北学密弘法,尤其是第二次西北之行,曾在敦煌停留月余,在此期间弘扬法幢宗、兴建法幢宗寺院、广收弟子,把敦煌地区的佛教引入正信佛教。通过对心道在敦煌地区弘法活动的研究,可以对民国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唐后期、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在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寺院经济方面,如那波利贞三四十年代的系列文章、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年)、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等,而郝春文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 4 425页,3060元)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     

香山佛踪:珠海金台寺之研究

广东省自古以来即是佛教从南海传来华夏的必由之地,比如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Bodhidharma,?-528),就是在南朝宋末渡海来到广州,开始在汉地的弘法。珠海地区在1979年设市以前,隶属于香山县,也就是说所谓早期的"珠海佛教"必须追溯香山地区的佛教活动和寺院史迹,方可一窥端倪。查检2013年出版的《珠海市文物志》,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前,珠海市所列举出的各种祠堂、碑刻、故居、墓葬等文化设施,并没有包括大型的佛教寺院,这也许是因为这一地区早期的佛寺遗迹,并未得到很好的调查。然而笔者翻看一些有关珠海的诗     

敦煌学基地研究工作受到教育部的表扬与肯定

近日,《教育部简报》（2009,第39期）刊发了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成绩显著”的工作通报。在简报的显著位置表扬肯定了我校敦煌学研究所近年来的工作,明确指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石窟与佛教艺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学术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敦煌佛教文学与边塞文学

本主要论述了敦煌佛教学与边塞学之间的关联：(一)敦煌佛教应用类中,有不少作品带有边塞特质;(二)敦煌僧人积极参与敦煌政务,使许多与这些僧人有关的作品兼具佛教和边塞色彩;(三)一些世俗的佛教信徒所作的佛事斋,更容易与敦煌边塞的军事、政治情况挂起钩来。最后,本从四个方面对敦煌边塞学与佛教学相关联的原因作出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