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科长眼中的“洋厂长”格里希

<正>我1969年从武汉柴油机学校毕业,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热处理车间。1980年考入中央电视大学脱产学习三年,1983年毕业回厂任工艺科专机设计组技术员。这年我已35岁,本以为上班搞几项设计,下班相夫教子,平平淡淡就度过了下半生。谁知,1984年德国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使我受到终身教益。     

父亲洪志贤二三事

我的父亲洪志贤,原名洪长益,1922年出生,台湾省台北市人.早年他从台湾到日本攻读医科学校,后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抗战时期定居武汉.父亲是儿科医生,在武汉先开了个家庭诊所,50年代末他进了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仍然是儿科医生.1983年他逝世于武汉.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从未抵达的前线

正一1937年底南京沦陷了,安徽也受到威胁,当时我在无为县的一所学校读书,学校被迫解散,同学们只好各自回家。临别聚餐的时候大家互相道别都是痛哭流涕的,我在那时候做了一首诗:"人世沧桑难预料,偿还危旧又萧条。哪年哪月再相见?更怕别闻离曲遥。"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首诗,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样我们全家就向内地逃难了,先从无为县到开城镇,坐小船到桐城,然后到庐江,接着一路走到重庆,最后坐船到武汉,我母亲     

掩护五师干部转移

在武汉,我化名张伯华,住在我哥哥谢敬止处,准备寻找机会去华北或苏区。过了几天,李金锡夫妇和杨春秀三人到了汉口,住在胡少商处,并通过胡少行找到了我。他们准备化装北上,要求我给他们弄几张通行证,我请我哥哥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友好人士王钧件、陈玉泉、岳鹏云三人先后来到武汉找到了我。紧接着,王东明夫妇与责定陆一起,还有邹开封等,也到了我这里。他们和我商量去留问题,如留武汉,我就要给他们找住处,如到解放区,就得给他们弄通行证。我请我哥哥和我岳父刘友辅先生想办法。他们东奔西跑,辗转求人,好不容易才—一…     

六临武汉

武汉的脉搏和心脏一起跳动,从我第一次到武汉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五个春秋了。我多次到过武汉,有六次是令我终身难忘的,有的可以使我们约略看出中国经历着曲折的道路的某些侧面。     

六进江城见闻录

1929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日本统治时期叫桃园郡),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从东北口,把我带到长春.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线卫生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在四野第二十八后方医院当护士.从1949年5月到1988年12月,由于工作的变动与调迁,我六次进出武汉.这一辈子我和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我所见所闻的楚都,是日新月异,旧貌变新颜,用俗话:“女大十八变”,愈变愈美、愈成熟来形容,绝不为过.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我在武汉生活的四十三个春秋

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简述我在武汉生活的几件事

我是台湾省台中市人,今年72岁.1948年,我受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叔叔邀请,到日本谋生.1953年底,我同旅居日本的2000 余名华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报名加入了第三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后服从中央归侨接待站的安排来到武汉,分配在武汉申新纱厂(现国棉三厂)工作,至今已有44个年头.回国时我28岁,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     

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54年前 ,我参加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简称武汉军校 )的学习 ,当时编在入伍生男生二大队第八队。武汉军校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内 (原址即现在的湖北艺术学院 ) ,开始的名称叫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 ,校长由蒋介石兼 ,教育长是张治中 ,政治部主任则由郭沫若兼 (郭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恽代英是总政治教官 ,施存统是政治教官。武汉军校的学生开始是从广州黄埔军校转来的 ,有一个炮兵大队 ,一个工兵大队 ,一个政治大队 ,一个经理大队 ,还有一个警卫大队。我们这批入伍生是 1 92 7年初在武汉新招的 ,共有三个大队 ,即两…     

我给“洋厂长”格里希当副手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后,上级从技术科抽调了三名专业技术人员跟随格里希,配合工作,协调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其中有我一个。1966年,我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内燃机专业毕业,1967年分配到武汉柴油机厂。     

回忆抗战期间的革命文艺工作

(一)我的家乡在鄂北。大革命时期,我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很早就入党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湖北全省、特别是我的家乡鄂北,牺牲很惨重。我18岁时到武昌报考中华大学上学。这个学校曾经出过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物,后来更名为华中师大。上大学时,我就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文学活动了。1935年我们组织了武汉戏剧协会,第二年又在武汉组织了拓荒剧团,创作了一些剧目。《五月的鲜花》就是为独幕剧《阿银姑娘》里面的序曲写的。我们在武汉开展救亡戏剧运动,得到了冯乃超的很大支持。他当时在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书城手下任职。     

忆在中原大学的生活片断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后,中原大学便从河南宝丰迁到了武汉,校本部在武昌今中南财大校址。当时中原大学迁汉轰动了武汉三镇。５０年后的今天,再追忆我在中原大学的学生生活,感到回味无穷。一 武汉刚解放,我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积极报考中原大学。记得当时我先后被中原大学和湖北革大录取,因“中大”先发榜就于当年７月先入“中大”。 入学后我们先劳动后开学,先熟悉情况后编组学习,我被分配到三分部４６队（三分部的部主任是江涛,４６队的队长是王沂汶）。从此,我便开始接受了革命理论的熏陶,进行了艰苦朴素的锻炼,学习…     

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抗日战争存在一个战略反攻阶段,从而与战略防御阶段(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战略相持阶段(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构成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多半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为根据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鄂西受到错误处置时的陶铸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这批青年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对日寇的疯狂侵华战争极为愤慨,大家都无心再在学校读书了,只有一个愿望：投身到抗日战争,为抵抗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平津沦陷后,到8月13日,北平西城区委老高到公寓通知我,说区委要我赶紧转移到武汉去,并约好了联络地点。我于8月15日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9月20日前后到达武昌。不日,李声璜（我们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儿子,原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在武汉担任省青委副书记）按预约地址找我,约定次日到他的住所谈工作。我到李书城先生寓所找李…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生活回忆

1926年冬天创办于武汉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军校)②,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分校。武汉军校虽然在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但负实际责任的却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力量较强,所以,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而军校学生,亦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支有力的生力军。笔者有幸成为武汉军校的一名学生,参加了军校组织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现摘要回忆如下。报考军校1926年冬,武汉军校政治科主任邓演达派陈维中到重庆会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共同办理招生事宜。当时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     

助推武汉进入天然气时代

<正>我的同事2000年去武汉考察,回来说武汉是很好的投资的地方,建议我去武汉看看。2002年,我第一次去武汉。自此,中华煤气公司与武汉天然气公司展开了十余年的深度合作。武汉市居民管道气用户也从最初的50万户,至今发展到180万户。调研发现武汉市的能源需求非常大中华煤气与武汉燃气集团的正式合作在2003年。2002年6月,我第一次来到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