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统战理论研究经历

<正>我是一个长期在基层耕耘的理论工作者,1989年2月,由于我在伴随改革开放大潮应运而生的群众性的统战理论研究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而作为社科界的代表被推荐为襄樊市第八届政协委员,1994年3月继续担任襄樊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我因为热爱和坚持理论研究而走向政协舞台,担任政协委员后襄樊政协大舞台不但锻炼和提高了我的参政议政水平,而且也助推了我的理论梦,使得这十年成为我在统战理论研究上加速成     

一位老政协委员的轶事

我一共做了四届政协委员: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我在传达全国两会精神时曾多次说过,也在文章里写过:进政协对我来讲是进修。不同界别、不同专业、不同风格、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都集     

政协“白说也要说”

发言不说说”，出处在政协会议上，围绕委员有一句口头禅“不说自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很是流行，但是关于其却少有人知晓。据回忆，这句话出自北大中文系已故教授王瑶（1914—1989，著名文学史家，第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师从朱自清）之口。     

读者来信摘登

值得补充的一段历史事实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结缘于1990年后我任山东省青州市政协八届、九届政协委员时,市政协为我们每一位委员订阅了一份《炎黄春秋》,离开政协后个人继续从邮局订阅至今,已二十多年。《炎黄春秋》是一份讲事实、重真理、顾全面、说真话的月刊,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说它是当今的《资治通鉴》。数年前《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国内少数民族参加抗战事迹的文章,该文虽然搜罗甚广,但欠全面,把我们2000多回族黄埔军官的抗日事迹遗漏了。     

做履职有情怀有质量的政协委员

<正>2022年初,我非常荣幸被推选为第十四届市政协委员。在此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我进入总工会界别,成为政协人,顿时感到与各行各业的委员们紧密联系、惺惺相惜,能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干好这一届,长续政协情。一年以来,我们或是团聚厅内高谈快论,或是走在调研路上细心求证,或是静坐桌前奋笔疾书……短短时间内,我感到眼前似乎拉开了一个大幕,新时代的剧本由我们书写,     

我的家与人民政协

正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厚重政协情结和统战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伯祖父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民主斗士和民盟早期负责人;祖父闻钧天(字一尊)是国民党早期党员,武汉市文史馆馆员,武汉画院首任名誉院长,武汉市第二、四、五、六届政协委员;伯父闻立斗系武汉市神经内科的学术带头人,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教授,武汉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家父闻立圣,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武汉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曾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并     

可喜的转变

我原是湖北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在此之前,作为非政协委员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盟）成员,也应邀参加过一些省政协或省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其主题经常是：对政治形势或某些国家大事表表态,或谈自我改造的认识。总的印象,那种活动颇似清谈,何况所说多是言不由衷的。“文革”之后,我进入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当时社会上有种说法：“党委招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对此,我既不以为然,却又无力予以驳斥。在四届委员会的前一、二年,由于“文革”刚刚过去,还忙于拨乱反正和落实各项政策,有些委员仍心有余悸。从…     

回顾过去 珍惜今天——纪念贵阳市政协成立五十周年

今年是贵阳市政协成立50周年。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却占去了大半辈子的光阴。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市政协50年的全过程,但却有过较长时期的工作关系和交往。从1980年召开第五届市政协起,我连续三届(五、六、七届)任市政协副主席,退下来后还参加市政协的一些会议与活动。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成立了几个学习组,成员是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约四、五十人,他们大都是在单位有行政职务。各周学习一个半天,地点在政协机关会议室…     

在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亲身经历

正我是在1980年8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的,199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在可以说是"老政协"了,亲身感受到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之际,我很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当政协委员能了解到许多情况,学到很多东西,能增加我对国情的认识。回想当初进入政协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艰苦的时期。社会上有很     

履职十五年,为百姓"算账"

我于2000年1月进入九三学社,不久被推选为江汉区政协委员.2001年10月,经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和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推荐,我获得武汉市政协委员资格提名,随后光荣成为政协武汉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除2010—2015年因赴异地工作终止委员职务外,我自2002年1月到2021年底,共担任三届十五年的武汉市政协委员.其间,学政...     

我当界别召集人经历的几件事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从区政协委员到担任市政协委员,前后十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从最初的边学边干到有所作为,一路收获成长的快乐,也深深体会到政协委员履职的责任与荣光.最值得记忆的还是担任十三届市政协委员以来,做九三学社界别召集人的时光. 2017年年初,武汉市政协换届,我一步到位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兼),...     

我参政议政的几个片段

我从1955年春由上海来到五台山,便与山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58年成为五台县的一名政协委员起,便对政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是从1983年起任省政协委员、常委、民宗委副主任,从1993年起任民宗委主任,从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委员,已任6届省政协常委、4届民宗委主任、3届全国政协委员、51年政协委员了。     

投身人民政协事业 扎根基层三十五载

正春光明媚的1984年3月,我经当地组织部门考察选配,安排到原平市(县)政协机关任职上岗,从此将人民政协视为自己后半生安身立命之家、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事服务奉献的工作阵地,先后担任过原平市(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副秘书长和专委会专职主任,其间为四届委员会政协委员、两届委员会政协常委(驻会),投     

文史资料工作的诞生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倡导的。1982年11月召开的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把这项工作写进了新修订的政协章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政协已经完成了代行人大职责的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在做好政协各方面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征集文史资料。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     

实质性的一步--回忆履行政协主要职能的探索

在1993年初召开的贵州省政协七届一次全会上，我当选为省政协主席。在此之前我是省委副书记，除分管组织、宣传和群团等之外，还比较长期地分管统战联系政协。因此，虽然没有参与具体事务，对政协工作多少是有些了解的。总的感觉是政协有许多好的传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不断地有所创新．     

我这个老委员

我从198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那时是第七届，然后第八届，现在第九届，算一算，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可以说是一名老委员了。时间过得真快，1988年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转任政协委员的时候才60岁，还能混迹中年人队伍，因为身体还好，动作也较敏捷，虽然已过“耳顺”之年，似乎并没有     

我在政协

1999年10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0周年。我连任政协委员时间已达16年,抚今忆昔,让人激动不已。在伴随人民政协前进的光辉历程中,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亲身的体验,汇成一句深情的话语：在参政议政中发挥自身优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围绕中心,依照职能参政事,议要事,想实招,鼓实劲,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1984年上半年,凯里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会成立时,我作为中共凯里市委的界别代表进入市政协任委员、常委,开初的想法是,想“试试看”政协是啥样子的组织。不久,听到人们议论：“政协政协,正好休息”,“党委有权,…     

温故知新 继往开来——贺《江准文史》创刊二十周年

我是在1994年3月召开的安徽省政协七届五次常委会议上增补为省政协委员的,如同让我这个仅小学毕业的“识字分子”进人大学进修一样。在政协委员中,聚集了省内外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从未有的远见卓识。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况这么多跨度极大的人才聚集在这里。我在省政协一共度过14个春秋。讲心里话,这14年里我不仅从其他委员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花溪小学发展侧记

2005年教师节前夕,花溪区政协组织教育界政协委员．并邀请区属部分老教师及区政协有关老领导、老同志,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委员们畅所欲言,有的回顾花溪区的教育工作发展历程,     

致力海外交流的邓先荫

邓先荫,１９２１年生于湖北蒲圻,１９４４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法系。曾任湖北医学院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１９８３年任致公党武汉小组组长,致公党第八届中央委员。１９８４年任致公党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武汉市第六、七届政协常委。 邓先荫与武汉致公 １９８３年,邓先荫受命创建致公党武汉小组,同年任致公党武汉小组组长。当时武汉致公党只有６位成员。在他担任武汉致公党负责人的一年间,即１９８４年,致公党在武汉已发展到６７人。邓先荫为致公党在武汉建立组织、发展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