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薦賢、徵聘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以鄧元錫爲例

本文以明代萬曆朝名儒鄧元錫被薦之事爲例,探討官僚階層的薦賢原則、朝廷的徵聘運作機制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之間的互動情形。在晚明科舉取士的選才制度和循資守轍的用人體制的强勢主導下,薦舉一途已經變得無足輕重。這種現實深刻影響到士人的出處考慮和行爲選擇,使得他們在面對薦舉和朝廷徵聘時,主動將個人出處與治國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分離開來,把薦舉賢能之士和個人出仕僅僅定位在榮譽性、象徵性的層面。     

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明代荐举及地方实践

明初荐举盛极一时,后成为祖制,被赋予了在有明一代推行的合法性。此后,荐举弊端渐生,但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之一,仍与吏部铨选并行。明中叶,荐举权逐渐从京官群体收束于吏部,各地贤良的推荐与任用逐渐制度化。明后期,地方主动荐举的例子渐多,这是明初以来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整合地方政治、文化资源的结果。荐举从朝廷主导转为地方政府主动,说明中央政府整合地方资源,经历了从行政整合到政治整合的过程。其间,皇权作为维系国家存在与政府运行,以及保持地方政府向心力的根本动力,始终是实现政治整合的主要力量。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浅析东汉的私学与士人

东汉的士人多出于私学,东汉私学的兴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士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保证了朝廷人才的供应,促进了东汉王朝的发展繁荣。私学不仅促进了士人数量的增加,而且维持了士人集团的稳定,另外私学也促进了士人政治影响的扩大。同时士人队伍的壮大,又推动了私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士人不仅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师资力量、以自己的精神和学识影响着私学,而且也为东汉私学的兴盛提供了经济支持。两者互相影响,形成了东汉时期私学和士人的独特关系。     

不拘一格的山林书院

山林书院讲习不受约束,讲学形式（有讲演、讨论、质疑、辩难等）自由,思想活跃,主讲者可聘四方名士。书院文化声气相求,寄托了中国士人追求独立思考与人格理想的精神,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与别树一帜流派风格的策源地。     

赣南文化对贬谪士人的影响浅析

自唐宋时期以来,赣南因地处偏僻,为瘴疠之地,自然环境恶劣,而成为了朝廷贬谪士人的容身之所。被贬之后,士人们以其学识人品和为官之道,影响了赣南的文化发展,同时,赣南也以其独特的文化影响了贬谪的士人们。     

道艺之间：知识史视域下晚明清初时文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科举经义题的标准文体,时文兼有解经文字与文学创作的性质,代言之体使时文解经而无须泥经,为士人发挥经义、阐扬己说创造了较大余地。时文文风是朝廷功令、士林学风与士人学术背景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晚明清初时文新潮迭起,士人竞相援引新的知识资源以更新范式,原在边缘的遗文遗献由隐入显,既扩展了士人的知识世界,亦促使正统学风转移。时文不是亦步亦趋地随学风而动,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代表了一个与以经学、理学为主轴的精英思想若即若离的知识世界。     

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

中国典籍传播越南主要通过包括使节在内的官派人员来完成,中越之间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并不发达。这一点与汉籍流播朝鲜的状况相近而与中日之间的书籍传播状态不同。原因是:一、中越之间的定期朝贡制度带有贸易的性质,其便利性压制了普通商业贸易;二、中越贸易中心在两广地区,离清代的书籍集散地长江中下游地区较远,这推高了书籍的成本。越南重印中国典籍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以包括使节购买在内的官买为主的书籍输入方式造成越南的汉籍数量相对较少,汉籍在越南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均衡,朝廷或王族获得的汉籍最多,使节其次,普通士人获得汉籍相当困难。这一情形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文学水平,促使阮氏朝廷屡次颁布官书。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试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政策——以科举、授官为中心

在宋金、宋蒙对峙的形势下,原生活于北方的民众,由于各种原因,陆续南来.他们被统称为归正人。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态度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采取了招纳和笼络的政策,除对归正人在经济上作出种种照顾以外,在政治上也有一些优待措施,科举和授官就是其中的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发展到宋代,已臻于完备,它既是朝廷选拔官员、笼络士人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入仕的主要渠道。因而,在新的形势下,朝廷调整了科举制度和授官办法,将其应用于对归正人的招纳和笼络上。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南宋政府收罗人才并吸引更多的北方民众南下固然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处置失当,从而出现种种流弊,教训十分深刻。     

“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     

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

《世说新语·方正》的取材与传统方正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前人已屡有提及,但大多只是着眼于某一具体事例。本文在此基础上指出《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方正》的重心在于强调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并分析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历史原因。进而通过对《方正》总体上的考察,阐述了《方正》中"方正"寓意的特质。同时,对《世说新语》研究中门类与具体事例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及其意义

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棻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关系百日维新的变法大局和组织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

宣统三年三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开缺,由川督赵尔巽接任。这一更替过程,颇费周折,既有在任者的反复乞退与朝廷的挽留,又有对继任人选的确定及其推辞。清廷之所以选择赵氏继任东督,除了其较强的个人能力之外,还出于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又是加强"龙兴之地"管理、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的需要。此次东三省总督更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清王朝"龙兴之地"的内政外交情形以及朝廷与地方大吏的微妙关系,考察此一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卫泾与宋代昆山的卫氏家族

士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士人所在家族组织的沉浮,普遍的出现在学者研究的视线之内,士人家族无疑为当时社会之重要组成体,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选择南宋文集《后乐集》作者卫泾及其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卫泾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其家族所在地有较强的实力和知名度,对其活动的记载也较多;上层党派政争对其家族沉浮影响不大,其家族发展较为成功;其数代家族成员的兴衰沉浮,使我们有可能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沉浮研究有所填补。     

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

在西方传教士看来,义和团这一“神拳”在思想观念上是基督教的竞争对手;而对那时多数中国士人而言,基督教和神拳大致都属于“子不语”的“怪力乱神”范畴,其社会分野是接近的。朝廷对“神拳”的借重提示着其对中学之上层正统的失望,故走向基层,在中国传统中的异端方面寻求救亡图存的力量,但却因此产生朝廷不可恃的结论。清廷启用怪力乱神的举措实际上促成了异端的上升,本处边缘的“子不语”因素得到更多的关注,士人认知中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出现了各种怪力乱神的“猖獗”。在尊西崇新的大趋势下,当中国文化在整体思想言说中日益边缘化的同时,原来的异端却以一种诡论性的方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正统。     

浮游羣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

本文以士人为主要对象,探讨他们如何在城市中层开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文化,以至另辟士人仕途之外的人生蹊径。明中期以后,繁荣的城市已成士人重要的社交场域。士人多有流入其中,展开交往活动。由此,个人不断地跨越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人际关系的经营,以至建构成跨越地域性的社交网络,甚而凝结出非血缘的社会团体——社盟。由此可见,城市的相关流动性已经刺激了社会关系的创造,也形成了新的文化表现方式。     

限考受荐:宋代选人改官的资格

"限考受荐"是宋代选人受荐举改官所需遵行的重要原则。考限则是选人改官的基本资格。宋代的"限考受荐"原则在荐举改官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不加区分受荐资格、磨勘资格到将二者区分明确,反映了宋代荐举改官制度的成熟。受荐资格与磨勘资格的剥离,有效地限制了势要子弟和奔竞者的进身速度,同时平衡了宋代国家现在与未来的利益,安抚了未能改官的选人,稳定了低级文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