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傳承與唐宋時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學特徵爲切入點,具體考察了科舉制度下文學、經學、史學和技藝作爲家學的傳承情況,借助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重新審視了士庶融合的歷史過程。試圖說明,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文學"才子",而是有經學家傳的士族子弟;士族階層在唐宋時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則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優秀的遺傳素質、通過科舉制度繼續走着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     

眉山苏氏家族教育探析——以三苏时代为中心

在科举制进一步完善的宋代,作为一个普通庶族地主家族,眉山苏氏因其应时、得法、成功的家教而崛起。围绕科举而进行的苏氏家教,培养出了苏涣、苏轼、苏辙等进士出身、以文学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为苏氏家族在文学、仕途上作了铺奠。三苏子孙凭借家族背景,或科举入仕,或荫举得官,维系着苏氏家族不至迅速衰落。另一方面,苏氏后裔于仕途虽不显达,却在文学经术上见知于世,形成著名的苏氏家学。可以说,良好的家族教育是眉山苏氏家族振兴、维系的文化保障。     

南朝门阀制度衰落的原因

门阀制度在刘宋时期开始有了衰落的趋势。究其原因,不出内外两方面,内部原因是士族自身的腐朽,外部原因是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超越个案:士族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正>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阶层的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深厚积累。从研究路径和成果来看,大体呈现出若干"二元对立"的态势:宏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政治史脉络与社会史取向、考证分析与数量统计、婚姻仕宦等硬实力与家学门风等软实力,等等。这些因素又相互交叉和影响,构成百余年士族研究的主要特征。其中,个案研究作为研究方法被使用于士族研究,肇端于1951年守屋美都雄通过太原王氏系谱的个     

比较视野下唐宋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

正近年唐宋宗族史的研究,较为明显地围绕个案与群体展开,特别是对官宦世家的研究,更是如此。由于魏晋隋唐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是士族与庶族的区别,而宋代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则是官户与民户的区别,因此,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宗族,亦即旧士族与新士族。宋代官宦世家,则是能够利用各种社会条     

略论沈既济的人事选举改革方案——从杜佑《通典·选举典》来看

唐代是士族和庶族政治地位的大变动时期,两者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唐代的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沈既济的人事选举改革方案,揭露出在唐朝建立两百年后,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中古时期的士庶婚姻及"卖婚"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士族不仅世代享有高官厚禄,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大权,而且在经济上也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为了保证这种等级特权的世代延续,士族非常重视保持血统的清纯,在婚姻上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不与庶族通婚成为士族世代恪守的婚姻准则。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清代考状元卷子怎么判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是学子们步入仕途的阶梯,考试、阅卷都非常严格。     

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

西晋时士族势力得以发展,士族操控官吏选举过程,形成垄断;皇权一方面依赖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皇权又加强对士族的控制,要求其生前死后都效忠于皇帝,由此形成大臣的陪葬制。士族一般聚族而居,重视亲情和家庭,死后实行家族附葬制。士族为了保持自身优越性,恪守士庶不婚的信条。本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全面反映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明代庶吉士制及其在仕进制度中的地位

庶吉士制为明代所首创,它既是历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延伸,也是明代翰林院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庶吉士的选拔教习是皇朝“储才馆阁”,培养高级文官的重要措施,     

汉代豪民研究论纲

汉代豪民在类型上可划分为工商豪民和乡里豪民。汉武帝官营工商以前,工商豪民是豪民阶层的主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伴生了兼并土地、骄横不法等问题,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官营工商之后,豪民经济结构发生逆转,乡里豪民成为豪民阶层的主体,田宅逾制、豪民役使、豪民私债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豪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不断以自身的存在影响国家政策、法令的调整,逐渐改善自己的地位,进而踏上仕途,上升为公卿士大夫,演变为门阀士族。     

论唐代范阳卢氏世宦的盛衰

范阳卢氏在唐代的世宦,整体上是衰落的,其与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一样,每一房的世宦发展并不平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且高级官员和中低级官员比例差异较大。门阀士族的家产境遇及门荫制选举地位的演变,是影响门阀士族世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门荫制是影响门阀世宦的直接因素,而门荫制的衰落主要是由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发展造成的;进士科只为门阀士族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历史可能。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明代云南佛教文化现象探析——《徐霞客游记》读书札记

《徐霞客游记》的滇游日记大量记载了云南的佛教寺院,以及士庶、官绅等阶层与佛教的交往。本文通过对游记中佛教场所的统计,以及士庶、官僚等阶层与寺院的关系,简要探析了明代云南佛教的人文现象的成因。     

《世说新语》:魏晋时期的微文学

近年来,微文学这种精简的文学新形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广泛传播于网络空间。这种文学新样式的产生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与魏晋时期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有极其相似之处。《世说新语》记叙了东汉末到刘宋初近300年间士族阶层的趣闻轶事、言行风貌和生活情趣,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且从题材篇幅来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世说新语》就是魏晋时期的微文学作品集。     

两晋南朝新旧门户探析

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土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试析科举制度废除后士绅阶层的流动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士绅阶层。中外许多学者将士绅阶层看作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更有"士绅社会""士绅国家"的说法,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因科举而产生的士绅阶层,也必然会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绅阶层何去何从,他们的转型之路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将试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