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婚姻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因无家室,便住到了同事赵元任的家中,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日常一些生活琐事也都由赵元任夫妇代管。陈寅恪对此显然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疏证

陈寅恪1931年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一文,尽管常被学界引用,但此文言简意赅,实值得仔细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国民政府北伐之后将清华从一所民国初年成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制为一所国立大学,学校的制度和学科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陈寅恪此文正反映了这一变革过程中对中国学术的反思和对清华发展的总结与期待。一方面,陈寅恪在到清华任教多年之后,其背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使得他非常看重民族与学术的独立;另一方面,他又不忘以他在海外游学多年的观察来评判中国学术过去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中所存在的得失,对中国学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反思性看法。     

陈寅恪与牛津大学

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 ;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 ,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三○八工廠圖書館是怎樣發揮組織作用進行工作的

三○八工厂图书馆,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前工作开展得是很差的,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工作办法少,没经验,而专职干部又做了工会一些琐碎的事务工作,对於业务不太钻研,工作效率不高,没有一定的借阅手续和阅览制度。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但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     

陈寅恪当表吃西餐

据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的子女们回忆,1911年陈寅恪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后因学费筹措困难,于1912年短期回国,住在位于上海虹口老靶子路27号家中自修文史.这次回国,也是他第一次从欧洲回国.回到家中后,陈寅恪与其长兄陈衡恪之子封怀同住一室,尽管辈分不同,但陈寅恪只比其侄子大十岁.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浅析陈寅恪与费正清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有许多争议,文中选取两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和费正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有新的答案。学术界最近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是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就是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认为。同时对于费正清的坚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现代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莺莺传》“忍情”说新解

《太平广记》卷四八八元稹《莺莺传》云：“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戮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对於这个“忍情”之说,学术界多持批判态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解释云：“《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於为也,何为着此一段迂矫议论耶?考趟彦衞《云麓漫抄》捌云：‘唐之皋人先籍当世显人,以     

陈寅恪晚年三“知己”

近日读《大师——陈寅恪》,了解到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境遇凄然,但幸运的是遇到了三位“知己”。他们分别是当了他13年助教的黄萱,替他挨批斗的学生刘节,还有帮他整理200多万字《陈寅恪文集》的学生蒋天枢。     

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因其学术著作多以考据为主，被认为是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并常与乾嘉学派学者相比较。陈寅恪治史虽深受乾嘉学派影响，但又表现出不同与乾嘉学派的时代特色。本文就从史学方法，研究范围，治史目的等方面探讨陈寅恪与乾嘉学派的不同和陈寅恪对乾嘉学派的超越。     

三联书店《陈寅恪书信集》疑误二则

近年以来陈寅恪先生的佚札陆续刊出,三联书店《陈寅恪书信集》中的信札刊行较早,为治现代学术史的学者所习知,却存在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今举二例如下：     

陈寅恪的文化史观

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年）,江西修水人,中国著名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治学范围广泛,学问博大精深,成就卓越不凡;但陈寅恪研究历史又与众不同,即他主要是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①,并在历史研究之中融入自己深刻的文化关怀。陈寅恪用文化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与钱穆等人又有所不同。他没有留下正面阐述其文化历史观的论著,兼之他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都颇为独特典型而又错综复杂,因而,研究他的文化史观就显得颇为不易。当年杨树达在致陈寅恪的信中谈到：“…     

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

正陈寅恪与《红楼梦》的关系,今天为人谈论的较多,刘梦溪有长文梳理相关史料并有深入分析。关于《儿女英雄传》本身的专题论文也不鲜见,但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为何喜欢在自己著述中引用《儿女英雄传》等现象,目前还没有人特别注意,所以有必要稍加申说。     

陈寅恪的“晚清情结”与他同胡适的关系

陈寅恪和胡适都是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影响甚大的一代宗师,但他们不仅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和治学领域上颇不相同,而且在与政治当局的关系上也迥然有别。胡适始终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陈寅恪一向疏淡于政治,甚至不屑于与政治人物交往。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却一直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信赖与推重。特别是始终坚守“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蔡元培去世后居然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用心,有意力荐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1948年12月“出人意料”地随胡适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管鲍故事是中国人友朋相交的最高境界,向为人们所称道,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子──陈寅恪与吴宓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比之管鲍而不愧疚的。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吴宓大四岁,两个人相识是1919年初在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经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的介绍,开始订交。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顺利也好,挫折也好,他们总是真诚不欺,相濡以沫,共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44年年底,吴宓从昆明西南联大去成都看望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当时寅恪先生右眼已失明,住进了医院。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一书所…     

实业家黄奕住捐助厦大考辨

黄奕住（1868-1945年）是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1919年后定居鼓浪屿,大力兴办实业,推动了厦门城市现代化。其女黄萱曾任陈寅恪晚年助手,帮助陈先生整理多部巨著,成了一段学术佳话。黄氏与厦门大学有深厚的渊源关系,有关生平传记资料均有论及,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历史误解,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我们先从两方碑刻谈起。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桑兵各民族相传之上古史,大都有逐层增建的过程,如筑塔,如积薪,时间越后,附加越多,虚伪成分越甚,真相反不易得。古史辨派的疑古理论,用于上古神话传说大体不错;其偏在于治古史时一味破坏,疏于建设,不能从伪材料中发现真历史。陈寅恪研究蒙古...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与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师关系甚密,他们对现代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阐明近世西方兰克史学治史之旨趣,揭示了兰克给后世留下的两种印象,并侧重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以说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吏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作者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其共同的西学支撑,那就是兰克文学.     

胡适与陈寅恪

胡适与陈寅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巍峨山峰。他们之间建立联系,从陈寅恪一面,经历了一个从反到正的过程。而一旦从精神上形成沟通,两人便在学术上互相切磋,人生上互相支持,结下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不渝友谊,演绎了现代文化史上段段学术往还砥砺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