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     

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读《清通鉴》

中华民族血脉及其文化从古至今连绵延续、未曾有过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有着良好的修史史学传统。通鉴体 (编年体 )是修史传统中重要的一种体例。在现代社会 ,这种编年体体例仍是必要的。《清通鉴》就是颇可称道的这种体例的史学巨著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     

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

明清之际,私家修史之风盛极一时,清乾隆年间学者全祖望因之而有“明季野史,不下千家”之说。私修史书的层见迭出,本来是史学发展中一桩有意义的事情,然而曾几何时,这种生机勃勃的学术气象竟被清廷严酷的文字冤狱无情吞噬,致使清中叶的史学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而共趋于历史考据一途。在清代史学的曲折发展中,康熙初年的庄廷詹(钅龙)明史案尤为值得我们注意。本文准备就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之风的影响试做一些探讨,以求正于清史界学人。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史学思想

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一书中,为追求直书,求得名教之实而对修史者提出了严格的史德要求,反对由佞臣、贰臣秉笔修史,并分析了史官不能直笔的原因;同时,王应麟认为在史著中应该通过春秋笔法来明天理,正人伦,进而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的鉴戒,以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种经世的学术价值观广泛地体现在《困学纪闻》的编次、语言风格以及对历史的评价之中,彰显了南宋末年一个理学家积极的入世情怀。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     

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

盛世修史是中国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修史之先,发凡起例,选体裁,定体例,又是修史的第一要义,故定体例,当慎之又慎。哪一种体例更适合我们即将重修的清史,在我们即将重修清史之前,找到一种更适合的体例是十分重要的。在体例选择上,还是采用纪传体好,同时辅以其他体例在具体设置上,有清史概说、清朝通史、清史编年、列传、志、图表等。     

略论国史与地方史的辩证关系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为这种传统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修史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个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国史与地方史的辩证关系，悟出了一孔之见，不揣谫陋，就教于同道。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关于《新唐书》的书法问题

北宋中期,《新唐书》在宋祁、欧阳修的主持下,历十七年终于修成。然而人们对《新唐书》的批评很多,集中在书法问题上,包括史料的取舍、语言的采用、褒贬体例等。《新唐书》之所以在书法上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修书组织存在重大缺陷,而且修史官员对春秋笔法理解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文人修史存在着如修史者的态度、主观好恶、修史风格等许多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