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南北文學的衝突和融合

北宋洛陽文人集團的形成是宋初南文北移、南北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文人集團由南士主導、北人加盟,在北方民間展開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文學創作與傳播活動,體現了南北文學的匯流與新變,爲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與血液,開啓了唐音向宋調的轉變,創造了宋文平易自然、舒暢婉轉的特色。在南北文學的衝突與矛盾面前,歐陽修批判地繼承南北雙方的優秀傳統,整合南北,化合文道,取得文壇公認的豐碩成果,爲古文運動的順利開展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標杆。洛陽文人集團南北衝突與交融的因子深刻影響了宋初文學的演進歷程,寫下了北宋文學與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贬谪文化在北宋的演进及其文学影响——以元佑贬谪文人羣体为论述中心

贬谪文化演进至北宋,在贬谪动因、受贬人数、严酷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与唐人的若干差异,而贬谪文人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努力走向超越的精神意向,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紧密。诸如文体选择的谨慎性、情感表达的多层次性、作品传播方式的隐蔽性等文学新动向,较为有效地消解了高压政策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而置身逆境的旷违心态和超越意识,作为北宋文人共通的心理诉求,反映在审美情趣上,与“中和”接榫;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与“平淡”、“乐易”同构。由此,人格、心态、文学,在精神上气血相通,相辅相戍。眨谙文化的内涵和构成．至北宋已臻于成熟和稳定。     

唐代东部天津桥史

2000年，洛阳的考古工作在市区洛河南北两岸，发掘出唐宋时期洛河石堰与桥墩。石堰延绵达数公里；桥墩下垫枕木，上铺方石，联以腰铁。这便是多种献记载、久享盛名的唐代东都天津桥遗址，东都天津桥初创于隋，为木船浮桥。唐改为石柱桥，是东都城内连接洛河南北即联通里坊与皇城的第一大桥，是由洛阳经南路西行长安的必由津梁。     

洛阳地区出土宋代石棺刍议

近年来,在洛阳地区陆续发现了5具北宋画像石棺,纪年均为北宋徽宗时期。从石棺的形制结构、雕刻题材、雕刻技法等方面看,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是在“事死如事生”观念支配下,洛阳地区传统的石棺石刻线画艺术与北宋中晚期所流行之仿木构砖室墓相结合的产物。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     

龙门石窟游记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集中了从北魏到北宋500余年间开凿的10万多尊佛像,至今拥有佛龛2345个,佛塔60余座,碑碣题记2840多块,分布在南北绵延1000多米     

大名府与北宋国防

大名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上古三代时起,就己成为国家行政辖区。大名府西临太行山,南滨黄河,北抵辽阔的华北平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事地理位置优越。大名府地区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南北战争格局中的军事核心区域,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北宋时期,大名府是开封府、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作为宋朝抗击辽、金军队入侵的军事基地,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宋统治者对大名府的军政建设格外重视,宋仁宗时升大名府为北京,为四京之一,是东京开封的陪都,这成就了大名府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大名府在北宋国防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宋人选宋文之典范——《宋文鉴》编纂、价值及影响考述

《宋文鉴》是吕祖谦编纂的一部北宋诗文总集.吕氏以其大学者和文学家的过人眼光,本着“有补治道”之准则,“采掇英华”,选入300多人的2500余篇诗文,纂成煌煌150卷,涵盖北宋文学的各个阶段、各种体派、各色文人,既博又精.同时,吕氏根据北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总集编纂文体分类基础上,或对某些文体重新分类(如诗歌)...     

曾泊黄河万里船

黄河为中国的东西航行提供了通道,却同时成了南北交通的天堑,为了过河,人们在南北大道的路口设置了众多的渡口,黄河通过这些渡口与南北各地发生了联系。渡口同时成了黄河上下航行的码头,因此人们习惯上称这些地方为“水旱码头”或“水陆码头”。     

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虢城、焦城与陕城考

历史上曾有南虢、北虢两虢之称,清人王先谦认为南北虢实属一虢.若从南北虢两虢说,则必有南虢都城与北虢都城之别;若从南北虢一虢说,北虢之"下阳"则为虢之都邑,虢之真正都城应在上阳.关于上阳城的具体位置,目前考古界有李家窑址说和陕州故城东部说.本文拟就虢城、焦城与陕城的地望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一讨论.     

《洛阳市志》“概述”集锦（连载之七）——《洛阳市志》第7卷第20篇《工业志》概述

洛阳作为华夏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名的古都,与古代许多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以降,洛阳的各类手工业失去了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只是到了清末民初才零星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洛阳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经过40余年奋斗,洛阳工业又呈现出一派繁荣与辉煌景象。洛阳工业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有怀无与语，聊和古人诗”——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为不仅仅在同时代的文人之间进行,而且亦可由后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来完成,这就称作“追和”,也是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的特殊方式。韩国古代文人透过追和中国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种时空相异而情感交流的诗友关系,对韩国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学交流。本文拟以韩国古代文人对唐人的追和诗为对象,来探讨这些诗的概况、类型及意义。     

北宋王朝宫殿里的神秘之碑

"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作者的这一感慨,倒也反映了中国文人长期受压之窘况。历史上各个统治王朝更替时大都刀光舞动,剑影四射,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只有赵匡胤在开创北宋王朝时自导自演来了一出黄袍加身搞了个"和平政变",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顺手牵羊兵不血刃得了一个江山。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宋承周祚,开启了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苏丹南北内战

苏丹南北内战是北方的阿拉伯主义和南方的非洲主义之间的冲突。其原因在于苏丹国家民族主义意识成长不足及国家领导人试图同化苏丹南方黑人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苏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及当权者的民族平等政策。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北大核心CSSCI

王鉴初学画时是以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理论为宗,中年以后逐渐与董其昌的理论疏离,追求“作家兼士气”的理想,演变成后来宽泛的师古,呈现出合“南北宗”为一体的趋势。“同宗而异趣”,王鉴走向了一条与董其昌以及王时敏、王原祁祖孙所不同的道路,最终与学生王石谷一起形成清初“四王画派”中的另一种风格类型。本文通过分析王鉴与董其昌在画法、画论方面的关系以及家族之间的渊源,剖析清初“四王画派”中,融南北宗画法为一体的风格类型的成因。     

欧阳修与洛阳牡丹

宋代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牡丹专家。北宋天圣年间,他在洛阳任留守推官四年,后又多次来洛阳,深为洛阳牡丹所吸引,所陶醉。他喜爱牡丹,赞美牡丹,还精心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他在该书中把著名的洛阳牡丹品种、发展状况、栽培技术、风土民情等均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为“洛阳牡丹甲天下”美名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研究历史上的洛阳牡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

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１９７４年３月,洛阳博物馆配合洛阳石化公司实验厂百货楼的基建工程,在洛阳郊区李屯乡发掘了一座东汉元嘉二年（公元１５２年）纪年墓。现将有关发掘情况报告如下：一、墓葬形制该墓编号为Ｍ１,方向正南北,墓门朝南...     

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

护国运动爆发后,护国军方面始终反对帝制,但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为全面掌控中国,决定利用护国运动之机实施"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日本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的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及信心,强化护国军的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的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南北妥协的可能性加大。日本对护国军进一步施加影响,压制英国的调停意向,增大了南北妥协的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护国战争期间,南北不乏实现妥协之机,双方最终止于局部停战,日本是贯穿其中的阻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