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寶卷印本形制流變考述

本文以寶卷印本爲研究對象,在目驗原書的前提下,從裝背、扉畫、字體三個方面總結其印本形制的特徵,考察寶卷從早期宗教出版物到晚期通俗讀物的演變。寶卷印本之所以出現這種前後截然不同的變化,是由其文體屬性的演變決定的,而這種屬性的變化正是其晚期受到以小說爲代表的通俗文學影響的結果。     

中国常熟现代“讲经”表演传统中的《西瓜宝卷》

《西瓜宝卷》(目前已知最早的写本为1867年)是19世纪以来苏南地区宝卷宣唱活动中所使用的叙述性文本的典型代表。《西瓜宝卷》利用了一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母题来宣传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从而实现了用说教、娱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化。以常熟的“讲经”为例，对《西瓜宝卷》的几个版本(时间为1867年至1989年间)进行比较，可以说明该宝卷在现代讲唱中的功能及文化意义的演变。     

河西宝卷的叙事形态与《沪城奇案宝卷》的启示性意义

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如诗歌、音乐和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是以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方式叙述来实现的。在叙事形态上,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又具有初期民间艺术大多有的那种悲情喜剧、因果故事和神奇寓言故事的程式化特征。这是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显著特征。现代河西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的出现,接通了以现代意识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新理路,也为现代民间俗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镜的榜样。     

凉州宝卷渊源及其艺术特色

凉州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其滥觞可追溯至唐代宣传宗教经文的敦煌变文,后经宋代说经演变、明清时期逐渐衍生为民间说唱曲艺。凉州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世、立言立德标准为主要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民间宝卷的抄写

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宝卷研究的重要成果——读《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宝卷是承袭唐代的佛教俗讲传统,经宋至元末明初,逐渐演变而形成为一种广泛流传于寺院和民间的说唱文学,至清盛极而衰,其内容主要是宣讲佛道经书和劝善故事,也包括了大量世俗内容的民间传说,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宝卷的宣讲活动和宝卷的辗转传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我国一些地区(如江浙和甘肃)盛行。学界一般把宝卷看作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     

清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宣卷

<正>宣卷,被文史、社科界认为与唐代佛教俗讲有着深切关联,本是一种具信仰内涵的仪式行为。宣卷在明代就已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活动流入江南,在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文献记载中均有其踪迹①。宣卷的底本宝卷一直以来都是文史学界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他们根据宝卷文本的内容和属性梳理出宝卷发展的     

明清以来闽西北的宝卷、图像与仪式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宋元以来,因儒释道三教密切融合,宝卷成为儒释道三教得以延展的重要载体。宣讲宝卷的仪式称为“宣卷”。自明代中末叶始,闽西北已有大量宝卷流传,宝卷与该地区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宗族社会、地方神明祭祀等深具关联。本文试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宝卷、图像、教谱等材料为基础,梳理该地区明清以来宝卷流传的实际情形,以及宣卷仪式与广大民间社会的内在关联。     

早期宝卷并非白莲教经卷——以《五部六册》征引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新研》是李世瑜1956年针对郑振铎宝卷研究观点而撰写的论文,与他对宝卷研究的其他系列成果一样,引领了特定历史时期宝卷研究的方向。但是,李世瑜宝卷研究的系列观点,诸如罗祖《五部六册》是最早的宝卷,宝卷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编制的宗教经典,"无生"、"无为"、"无为居士"等概念是判断宝卷属性的标准,都因为罗祖《五部六册》所引宝卷《香山卷》、《目连卷》、《金刚宝卷》和《圆觉卷》的存世而不能成立。在民间宗教研究视角、文学研究视角无助于宝卷研究深入开展的情况下,将宝卷与变文、科仪等仪式文本一样放在斋供仪式的背景下研究,可能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新视角。     

河西宝卷总目调查

河西宝卷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截止2010年3月,调查搜集的宝卷有361个版本,凡150种,其中有63种为《中国宝卷总目》所没有,本文分别列出,以供宝卷研究者参考之用。     

魂梦依旧在酒泉——谭蝉雪先生向甘肃省图书馆捐赠70余种宝卷

正2015年12月8日,我受邀前往甘肃省图书馆,一览谭蝉雪先生捐赠的70余种河西宝卷。"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自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专题研究孟姜女故事开始,宝卷进入学者视野;30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将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纳入中国文学范畴后,宝卷断续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由于河西宝卷流行于敦煌一带,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受到数位有见识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如段平安、谢生保、谭蝉雪、方步和等,其中三位学者与我甚有机缘。     

印本差异与旧志整理——以同治《大邑县志》为例

旧方志的印本并不仅仅包括初印本及有明确标志的增刻本与递补重印本,还有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重印修订本。这种重印修订本对旧本大致有增、删、剜改、补注4种类型的改动。这种印本或并不被目录书著录,或误被当成其他印本的复本,往往为学界所忽略。在旧志整理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对这种印本进行调查,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整理底本,制定科学的整理凡例。在目录编制与旧志影印方面,也应该对这种印本加以重视。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以常熟宝卷为例

江南宝卷的历史研究有很多成果,但大多是在吴方言区或者苏州这样的大文化区域视野下进行的,而宝卷的实际生存区域通常不大于市县一级的地方单位。以常熟宝卷为例可以发现,其宣卷活动的历史进程,既有与整个江南宝卷一致的时段分割,也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可追溯的近百年历史中,不断进行着宝卷文本的创编工作,甚至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编高峰,许多最具当地特色的神灵宝卷,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皆为近百年内的新创。它凸显了常熟宝卷始终为现实生活具体需求提供信仰服务的一贯传统,这在整个江南宝卷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宝卷叙录

宝卷为继承唐代变文、宋代讲经传统而形成的讲唱形式,但是到目前人们并未发现它们之间直接嬗变的资料,因为现存宝卷最早是明代的作品。从这些明代宝卷及有关史料来看,明代宝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宣传民间宗教教义的作品,这一类最多,它们是民间宗教理论著作,不是文学作品,二是演说佛道教传统故事的作品,比如《香山宝卷》《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宝卷》《红罗宝卷》等。     

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金牛宝卷》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是仅存于敦煌石窟的一种早期佛本生故事经典,唐代以后国内无传本。经过考察发现,明清宝卷中的《金牛宝卷》也讲述着同样的佛本生故事,二者内容性质、情节结构十分相近。此文依据中、韩所存相关文献与壁画材料,考察了《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与《金牛宝卷》的关系,认为《金牛宝卷》与韩国存《释迦如来十地修行记·第七地》都是承接唐代《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而来,是该典籍在中国民间通俗演变的结果。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馀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

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馀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宋代玉璧的分类与鉴定

璧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的一种具有礼仪性质的器物。其使用时间之长（从新石器晚期到清代）,圆形形制之稳定,不同历史时期纹饰特征之变化丰富,在古器物演变电上和考古鉴定断代上都具有标准器的作用。而且就功能而言,由神器、礼器、佩饰、玩赏之递进,壁从国家重器渐渐变成民众习玩之物,由统治阶级专属的地位象征变成民间财富收藏与精神艺术欣赏,这种演变轨迹能够反映出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反映出中国人对自然物质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精神思想的部分觉醒。     

《无垢》经“辛未除月索林”考——兼论此经为唐代开元印本

1966年,韩国庆州(古新罗都城)发现《无垢》经印本。韩国学者认为此经为古新罗印本,并以其刊印时间早于敦煌所出《金刚经》而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雕版印本,进而推论印刷术为韩国人发明。1980年以来,我国及美籍华裔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一致认为此经并非新罗所印,而为传入新罗的唐代印本。本文从“武周制字”、唐代“印纸”两方面论述了《无垢》经不是最早的印本;重点对年款进行了考证,首次明确提出此经刊印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并对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同时从唐新关系、唐代佛教在新罗的影响角度,进一步说明此经只可能从唐传入,不可能是新罗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