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四六”漸變轉型的藝術軌迹

從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創作成績斐然。李商隱等人開啓了駢詞儷句引領風騷的新時代。唐末"羣雄割據、各務爭勝"的現實需求,爲幕府文士提供了特殊機遇,他們"飛文染翰以濟霸國",促進了"四六"駢文的興盛。"沙陀三王朝"時期,"四六"創作的重心從中原地區轉移到了南方各地。江南文人將辭賦乃至"古文"創作的技巧廣泛運用於駢詞寫作之中,爲北宋"四六"的興盛導夫先路。宋初"四六"繼續蔓延,而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更造就了许多"四六"名家。雖說"四六"稱盛的文學史意義還有待商榷,但唐、宋文章藝術轉型的基因蛻變實際根源於箋表奏疏的基本事實卻不容否認。     

论清代的骈文选本

骈演进、成熟于六朝,在当时,它几乎是章的普遍形态,或至少是主要的形态,殆中唐古运动发生后,它开始成为与古相对的一种章体制,北宋古运动则使其适用范围迅速退缩至应用之,成了一种特殊体,曰四六。元明之时,其创作日趋狭隘,显出明显的衰落迹     

北曲的缘起

北曲的缘起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在北方民间普遍流行的“曲子”,它的出现甚至更早,可以一直上溯到唐、五代时期,其典型学代表形式就是敦煌曲子词。事实上,宋代盛行的“词调”也有部分源头可以追溯到曲子(另一部分来自宫廷宴乐,例如大曲),但词调创作由於人士大夫的介入,走的是雅化的道路,从音律到辞都比较规整和高雅,我们所读到的“宋词”,就是这类产物的学显现。而民间流行的大量曲子则仍然一直保持着自然朴素的面貌,它们就是“曲”暨北曲的来源。     

浅论辛弃疾的婉约词

由范仲淹、王安石的词作为滥觞,以苏轼“以诗入词”改革词风为转折,以此来跳脱音乐对词的束缚,开拓了新的意境。到南宋辛弃疾时期开始的豪放词创作,使词终于进入了能够“立派”的新阶段。但辛弃疾的婉约词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硫约词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白雨斋词话》“沈郁”说述论

清代词学中兴,其关捩在於重“意格”。所谓意格,如龙榆生所说：“恒视作之性情襟抱,与其身世之感,以为转移。”词之为物,本适於言情,尤其是适於言幽怨芳菲之情。嘉道以降,国势之衰、民生之困,每下而愈况,灵心善感的士子,     

论中唐文人词的词体特征

中唐时期产生大量文人词,中唐文人词的兴盛原因是由于世风走向享乐和文人心态的变化所致,其中刘禹锡、白居易、韦应物等人的创作,能够代表一般文人对词创作的风格与态度。较之盛唐的宫廷词风,中唐文人词呈现出词体的过渡性特征,但刘禹锡和白居易(以下简称刘白词)的词可以看作是初步奠定了词女性化的本质特征的形成。     

通河“四六”起义不是伪警王金才等人的自发行动——对《通河县志》的一点补充意见

1990年8月出版的《通河县志》对1945年通河“四六”起义及其领导者王金才的战绩和事略,在第十篇“人物志”第一章“人物传略”和“附录之六中,分别作了记述。从记述来看似乎“四六”起义是伪警察王金才等人的自发爱国行动,而史实并非如此。1945年通河之所以发生“四六”起义,首先是党和党所领导的抗日联军多年对通河人民的教育和影响;同时也和地下党的宜传组织发动分不开的。为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

“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程式。以“以数为纪”为文体特征的《洪范》是保存在口头语言中的政治纲领,它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集中、从彼此独立到互相联系、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夏、商、周初是先秦“口头传统”的兴盛时期,因而《洪范》应是夏商时代的作品。     

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本文从介绍冯道其人入手 ,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也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气节”作为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原始儒家的气节表现在忠于“道”。从秦汉到五代 ,士大夫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气节观。这种观念在宋初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当时人对冯道的评价上 ,还表现在宋初两位最受称誉的宰相———赵普和王旦 ,都被后人认为是“类冯道”。而到了北宋以后 ,法家的“忠臣”概念被纳入了儒家的“气节”范畴 ,“死事一主”的忠节几乎完全等同于气节 ,成为臧否人物的绝对标准。由此 ,不仅对冯道的评价已成定论 ,而且如何评价冯道 ,也成为士大夫是否有气节的标志之一。     

浅论石湖词的艺术特色

<正>范成大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除诗歌以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词作,虽然其词作数量和艺术成就不及其诗歌,但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词为艳科”使得词被局限在浅斟低唱、剪红刻翠的狭小范围内。“国家不幸诗家幸”,“靖康之变”以后,南渡词人借助这历史沧桑巨变,将词推到抗金救国的前沿阵地,用以表达祖国分裂的痛苦和屈膝事金的民族耻辱,大大拓展了词的题材氛围,使爱国豪放词的创作掀起高潮并不断走向新高。展现了“词”     

豪逸旷远淡泊清新--土族女诗人李宜晴诗作简论

才华横溢的土族女诗人李宜晴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但留存下来的不多,现仅存诗40首,词70阙及断章残篇10余首。从这些诗词的创作看,她是严格遵循“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写法,在诗和词中注入了不同的情感色彩,展现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与其温婉清丽、轻柔缠绵的词作相比,她的古诗创作远离了儿女情长、男女相思的内容,思想蕴涵严正繁富,格调清新明朗,显示出了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脱俗的艺术风采。     

谈谈陆词的“嫁接”艺术

陆游善作诗词,诗篇颇多,词虽然不是很多,具影响力的也只不过十多首,但无论是从创作理念上,还是风格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陆游深受苏轼写词的技法的影响,以诗“嫁接”于词作,将苏轼“以诗为词”的技法进一步发扬光大。     

论胡瑗等宋初教育家的学术及文章

宋仁宗时代,胡瑗、孙复、石介及李观等人欲超越“汉唐之学”,重释儒经“义理”,体现出“知古明道”的学术自觉。“四公”先以草泽身份筑室授业,後又执教太学,始终将“经义”解析与“时务”、“治道”相联系,为“宋学”启蒙导夫先路。他们反对“声律浮华之词”,审美取向与欧阳修等文学之士颇为不同。其作品多“根柢经术”,醇质务实;不足之处在於好“张大其说”,议论“粗疏”,甚者还有迂阔“矫激”之弊。要之,胡、孙、石、李以儒学名家而献身教育,在学术探索、教育实践及“古文”创作等各方面均有建树,其利弊得失值得深究。     

陈师道词论考述

北宋评词之风自苏轼始盛。从苏轼本人的“自是一家”、“诗人之雄”等独树一帜、上与诗接的评论开始,苏门中各人都从作家、创作、风格等不同角度对词发表了或多或少的评论。苏门论词展示了词学自觉的第一个批评高潮和北宋熙丰间词学极盛的大观。其中陈师道所留词论仅有《后     

高宗和武则天并称“二圣”事补正（下）

孟先生所举《西明寺钟铭》中使用“二圣”一词．值得注意。此文是镌钟而作,最早收入道宣所编的《广弘明集》。道宣於显庆三年{658）任西明寺上座,并参与玄奘译经,後又於乾封二年（667）再次参加译经工作。《西明寺钟铭》作於麟德二年（665）,为道宣所见收入集中。     

《经传释词》辨正

《经传释词》是清代用训诂的方法来研究古汉语虚词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影响深远。但是由于时代及其他局限,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本文列举了《经传释词》中的一些训解错误,涉及虚词“与”“於”“焉”“欤”“邪”“也”“若”“然”“是”9个,及虚词连文结构“然且”,分析了其致误之由,并给予了正确的解释。     

吉四六的故事(日本)

野鸭汤村长打了一只野鸭,做了野鸭汤,请吉四六来用晚饭。吉四六从天亮起就没吃东西,饿着肚子,准备赴宴。吉四六到席以后,村长只顾夸自己打野鸭的本领高明,根本不管饥肠辘辘的吉四六。吉四大脖子眼里咕噜咕噜直响,好容易等到了端出一碗野鸭汤,可是他打开碗盖一看,只有两三块野鸭肉,其余全是萝卜块。吉四六心里虽然很生气,但默默地吃完了饭。回家的时候,他对村长说: “我家附近,这些日子每天晚上落下很     

栈道与宋代汉中的茶叶市场

以汉中为中心的千里栈道,送走了炎汉的兴盛,目睹了三国的争雄,降下了盛唐的帷幕,迎来了宋代的繁荣。宋朝汉中人跨出盆地,走向全国和世界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汉中发达的经济,为南北栈道的畅通注入了活力,改变了汉、唐因政治、军事目的修凿栈道的局面。栈道沿线商贸兴旺,“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商旅络绎不绝,货物日夜流转,一派繁荣景象。北上的“茶纲”,南下的“马纲”,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都云集汉中。栈道成为中国西部商品大流通,     

从上古图文献看孔子诗学

孔子的知识和思想不仅来源於上古文书、典籍,也来源於上古图文献。上古图文献数量来多,曾作为仪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关系、沟通神灵、象徵天赋权利。从《山海经》、《齐谐》等物怪之书和现存上古图文献看,当时人对鸟兽草木的记录和描绘,其实是对仪式事项的记录和描绘。因此,从本来意义说,“兴观苇怨”、“事父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等诗学命题,谈的不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不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不是所谓“足以资多识”的博物之学,而是礼仪政教的技能,是对“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这个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张结合上古文化史上从仪式中心到伦理中心的思想转变,结合孔子学礼的过程,认识孔子的知识结构和诗学思想,也了解经典世界和前经典世界的深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