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追敍辨正——兼論商代宗族研究的文獻基礎

《左傳·定公四年》所載祝佗關於周成王分封過程的一段追敍,在商代宗族結構的研究史上居於重要地位,但其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難以在現存古史框架内獲得圓滿解釋。在與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相關文字的周圍,很可能存在一些被有意植入正文的注文。分魯公之殷民六族,分康叔之殷民七族,分唐叔之懷姓九宗,都是追敍原文中所謂"昭之以分物"的具體類目之一;"使帥其宗氏"中的被"使"者,應該是魯公。祝佗在使用"宗氏"等詞時並非針對"殷民六族"而言。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米芾《天马赋》卷

米芾行书《天马赋》,《石渠宝笈·初编》卷二九著录“上等来一”一卷,粉笺本,据《石初》云:“高七寸七分,广六尺零二分。”无款。后隔水有清初孙承泽跋云: 米元章《天马赋》,余于沧桑后得之故内,其奇逸处全仿颜鲁公,余取鲁公送刘道(按应为“太”字之误)冲序墨迹对观,无一不相合者,古人书法皆有原本如此,记之以自勉。退道人泽。     

山东商代考古与商史诸问题

商文化进入山东是从二里岗文化后期开始的,商族起源于山东、契都蕃在滕县、汤都亳在曹县诸说都不可取。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的族属是商族,不是东夷族,周代薛国是由商代史族所分化的。夷方位于滕县东邻费县境内。鲁分“殷民六族”是原居住在曲阜鲁国周围的商遗民。     

从西周邶器之散失看周初对邶族之处置

一牧野一战 ,周代殷而“光有天下”① 。然殷商王朝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 ,虽然商纣被杀 ,商国已亡 ,但盘踞在故殷京畿要地的殷商残余势力仍盘根错节 ,根深蒂固 ,故在殷、周鼎革之际 ,能否有效地将故殷京畿要地牢固地控制起来 ,“服惟弘王 ,应保殷民 ,……作新民”② ,使其“宅尔宅 ,畋尔田 ,……惠王熙天之命”③ 则是直接关涉到新生的西周王朝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在此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周既灭殷 ,分其畿内为三国 ,《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 ,以封纣子武庚 ;庸 ,管叔尹之 ;卫 ,蔡叔尹之 ,以监殷民 ,谓之三监。”④…     

叶县、保利博物馆藏索氏劫簋铭文与年代

叶县与北京保利博物馆所藏索氏劫簋与簋盖,属于"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族所有,作器者之名应释为"劫",而不是"结".该铜簋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金文日名统计与商代晚期商人日名制

1985年时查阅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发行,1983年11月初版),顺便将金文中出现的日名(即所为作器者庙号)分别所属族氏作了一下记录。现从所登记的族氏名号中选择了较为常见的32个,将其带有“父某”、“祖某”、“母某”,“妣某”形式的日名作一下统计(见附表一)。此32个族氏中,有的彼此间可能有宗氏、分族的关系,如(?)与(?)。这些铭文所属器物时代,未及一一查对,从已知器形者与铭文内容和字体看,多数属于殷墟时期,少数属于西周早期。这些族氏是否皆属商人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再谈滕州前掌大墓地的性质

本文以陶器（尊）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相关陶器的年代等问题,补充论证了前掌大墓地是西周早期殷遗墓地的观点;并通过对文字史料的分析,认为“任”姓“薛”氏与“史”氏存在密切关系,“薛”氏很可能是“史”氏的分族。西周早期的“薛侯”可能是生活在殷墟的“史”族（或其一支）,随着商灭而被复封于“薛”,因此前掌大墓地不宜被称为“史”国封国墓地。     

“六齐”新探

源出《周礼·考工记》的“六齐”,记载了中国古代配制各类青铜合金的铜—锡比例,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制记载,故其科学价值为许多学者所关注.“齐”,“剂”也,就是混合物及其配方.“六齐”全文如下: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注《周礼》者,代不乏人,考释《考工记》的论著有数十种之多.但至今对于“六齐”的认识尚存在着诸多分歧,对其科学价值也缺乏统一评价.本文就是对“六齐” 的一种新的探讨.     

起八代之衰的颜真卿

康有为“卑唐”之论,实在是过激之辞。事实上,初唐书法虽不勉“寄人篱下”、“未能自立”,但至颜真卿出,遂脱因袭之弊,卓然独立。所以,近代学者马宗霍将鲁公之书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同论为“起八代之衰者”（见《书林藻鉴》)。在中国书史上,颜真卿几乎被推为完人,他在开元年间登进士,历事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官至尚书、节度使,进爵鲁郡开国公,又曾任平原太守,所以后人或称颜鲁公、或称颜平原。     

洛邑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与周初营建东都

周朝初年,营建洛邑并将其作为在东方的都城,有效地加强了对关东各地的管理,防范东方殷民的叛乱。洛邑之所以被作为是周的东都,与洛邑所处的“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关系密切。     

北魏泰常八年长城寻踪

拓跋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以后,曾两次在北方修筑长城,第一次是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月丙辰……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①。还有一次是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中书监高闾建议:“於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虽有暂劳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②。这两条长城与阴山山脉呈相同的东西走向,太和八年长城修筑在阴山以北,李逸友先生在《中国北方长城考述》③一文中,已证实了这条长城的存在。对泰常八年长城的争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对长城经过的“长川”及西至之“五原”存在分…     

福建官局背“湖北”七钱二分光绪元宝银元

谱载福建银元局所铸七钱二分（一元）银币,面中央满汉文“光绪元宝”,外围“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背蟠龙,外围英文“FOO-KLEN PROVINCE（福建省）”、“7MACE AND 2CANDAREENS（七钱二分）”。此币铸数较少,有试铸品之说,被列为银币大十珍之第六珍。余偶得一枚“福建官局造”的异版一元银元。     

“鲁公”与“西国人”辨

窦群《中牟县经鲁公故庙》云“尝修《名臣略》,系司徒公”,储仲君先生据此认为窦群的《史记名臣疏》收唐人事迹,然此“鲁公”当指“鲁恭”,为后汉人。杨凭《赠窦牟》云“别玉翻同西国人”,李长路谓西国人辨析能力低下,未知西国人乃是一典故,指辨析能力高明。理解古代诗歌,了解古代地理知识及典故是很重要的。     

宋代的离婚与妇女再嫁

《宋刑统》规定:“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不相安谐”就是夫妻性格合不来,“和离”就是双方私下协议离婚,不必惊动官府。但在封建社会,离姻习俗同样受封建制度制约,妻子如犯了“七出”之罪,就要理所当然地被丈夫休、弃、去、出。“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这些条件,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家长制和夫妻权的,从而使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而妻子则是不能随便提出离婚     

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

越窑育瓷珍品——秘色瓷,向被中国瓷坛誉为古瓷瑰宝。 人们习称之“秘色瓷”,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则明确表述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同时出土14件越窑青瓷。内有碗7件,盘6件,八棱净水瓶1件,其中有2     

缔造“虎狼之师”--秦人统一战争中杀俘现象分析

秦人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斩首和杀俘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秦人勇猛强悍的尚武精神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军功爵制的刺激和鼓励,使秦人在战场上孤注一掷、勇往直前,以致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     

从“凉州七里十万家”说起

岑参在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由长安赴北庭,路过武威时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开头六句是: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写凉州秋夜景物,真有绘声绘色之妙。其中“凉州七里十万家”一句,涉及校勘和修辞方面的问题。“七里”之“里”,一本作“城”。《资治通鉴》卷219:“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可见“七城”是对的。“十万家”,则是诗人的夸张之辞。198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清人张澍所辑的《凉州府志备考》,由陕西省博物馆馆长武伯纶     

“就让我们集体学一次驴叫吧”

东汉才子王粲文才出众,被后人誉为“七子之冠冕”,就是“建安七子”中的领袖级人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