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明清士人对圣经年代体系的接受与理解——以李祖白《天学传概》为个案

本文讨论在清初杨光先“历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祖白及其作品《天学传概》的思想特点以及成因,并以《天学传概》所持之“中国人西来说”为切入点,讨论天主教在晚明前清中刁社会的深入程度问题,以及基督宗教社会关於世界年代体系的传统知识对中国教外士人的一般性影响。这是西方知识在传统社会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中国人观念的一个典型案例。     

新教改革与修女还俗——以明斯特贝格的修女乌苏拉为例

宗教改革时期,德国部分地区出现修女逃离修道院现象。修女还俗一般发生在信奉新教地区,在反对新教最为强烈的、天主教诸侯萨克森公爵控制下的修道院里发生其表妹修女乌苏拉主动还俗事件则较为罕见,对天主教地区的修女还俗和新教运动的深入推进产生了极大影响。乌苏拉与新教互动,并以自己的方式付诸实践。其方式有二:一是用亲身经历揭露隐修的荒谬;二是呼吁离开修道院,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修女们摆脱家族和修道院的双重控制,过上积极的社会生活。修女还俗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现象,而是与其时修道院内外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有关。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修女还俗事件还告诉我们:来自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力量共同促成了修女的还俗。只有对此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才能在修女与新教、宗教与政治、修道院与社会、修女个人意愿与社会集体意志之间,架起一座分析的桥梁。     

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

本文从官方的户籍控制,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以及客籍、附籍的出现诸方面,对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明代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流动性的社会.社会流动的形式,既有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又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又包括向上与向下两种流动方式.社会流动的加剧,则显示出晚明社会正好处于一个转型时期.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

福安是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教案频发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发的福安教案在中国传教史上极具影响力。它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还促成了嘉道时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订立了对西洋人治罪的律令专条。这对中国天主教的正常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往对此事件研究者虽多，但由於资料、档案屡屡披露发现，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颇。本文竭力综合各类中西原始档案，深挖全案的过程、原因及影响，以图超迈。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晚明杭州佛教界与天主教的互动——以云栖袜宏及其弟子为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後对佛教始终态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对天主教的反应既显迟缓又呈现从温和到强硬的转变。本文通过追溯杭州云楼寺君体（虞淳熙、袾宏及其门人）与利玛窦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间的数次互动,辨析佛教界应对天主教挑战时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忍让调和到日趋严厉,由此窥视晚明佛教的社会处境以及当江南地区同时成为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后呈现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着佛教界人士的应变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在一个并不有意倡导文化交流的时代,两种传统遭遇之後为保持自身特色会怎样本能性地自卫。由此更应体认,文化与思想的对话应该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议题。     

灵验与认同—对京西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

“灵验”是天主教切入乡土社会的重要方式,在天主教信仰与乡土社会的传统、乡民的心理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灵验勾连着两个具有不同象征符号及行为实践的信仰体系。灵验与奇迹的实际功效,契合了乡民的心理,也使得天主教在乡土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灵力资本。灵验事件的生产和讲述强化了教友的身份认同。通过对京西斋堂川地区一个天主教村落的考察,可以探究灵验之于乡村天主教信徒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天主教嵌入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     

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晚明名妓艺术的社会文化解读

晚明时期的名妓多注重艺术才情的培养,许多名妓不仅在专门艺术领域技艺精湛,而且往往身兼数能,其艺术魅力不仅征服了当时的文坛,也使以后历代文人为之叹服。晚明名妓的艺术才华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透露出晚明时期社会艺术文化风格、风尚的发展变化趋向。     

利玛窦视野中的晚明饮食文化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明神宗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其遗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记述了他在中国28年的传教生涯。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光,利玛窦仔细观察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他对晚明的饮食文化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书记载有晚明时期中国种类繁多的食物原料,与欧洲迥异的茶酒饮料,别具一格的瓷器、筷子等食器和煤这种在中国北方大量使用的燃料。他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广泛结交上层官员和士大夫,亲身体验了晚明的各种宴会,对中国宴会的程序及各种礼仪相当熟悉,对当时中欧宴会的差异作了不自觉的比较。他在中国接触到了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晚明时期中国的宗教饮食习俗也有较详细的记述。利玛窦对晚明饮食文化所作的详细客观的记述,对于弄清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不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阳教案与近代首座教会圩寨的出现

南阳教案在清咸同年间大量的“还堂”“置产”案中颇具典型意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而又无人问津的课题。该案交涉从1861年迄1895年底,迁延近35年才结,其间,为反对天主教入城立堂设教,南阳绅民与外国传教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情节复杂,波折迭起。最后,清政府同意官方出资由南阳靳岗天主教总堂筑圩修寨结案,从而为近代外国教会势力在内地割据自卫,建立“国中之国”的宗教殖民堡垒开了先例。本文根据     

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袾宏及其弟子爲例

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對佛教始終態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對天主教的反應既顯遲緩又呈現從溫和到强硬的轉變。本文通過追溯杭州雲棲寺羣體(虞淳熙、袾宏及其門人)與利瑪竇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間的數次互動,辨析佛教界應對天主教挑戰時態度的變化趨勢——從忍讓調和到日趨嚴厲,由此窺視晚明佛教的社會處境以及當江南地區同時成爲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後呈現的文化衝突如何影響着佛教界人士的應變方式。這種現象説明,在一個並不有意倡導文化交流的時代,兩種傳統遭遇之後爲保持自身特色會怎樣本能性地自衛。由此更應體認,文化與思想的對話應該是當今世界的基本議題。     

究利病 通权变——《明经世文编》批注研究

晚明社会多为史家所关注,在于其政治上处于末世,而社会经济等仍在发展之中,而此则恰为社会转型之特徵。晚明松江府相对於全国其他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较为兴盛,然而面对着建州女真压境、军备目废、民生日困、民变屡兴的末世,松江士人对於整个社会也有着较多的思索。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     

宗教革新与政治认同——1951年开封驱逐外籍传教士事件剖析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成为中共明确的政策。通过控诉,反帝爱国运动逐渐与宗教革新运动合流,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成为斗争的目标。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开封华阳中学学生与天主教外籍主教阳霖等人的矛盾日趋激化,"华阳"事件是双方的一次正面冲突。"华阳"事件最终以驱逐阳霖等外籍传教士结局。由于处理仓促和行政执法的不严谨,这种驱逐激起了一部分教徒的抵触情绪。但从政权建设角度视之,这种驱逐契合了民众的社会心理,为新政权赢得了政治认同,也为中共对教会的改造打下了基础。     

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

方豪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颇具成就，其研究以天主教史为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其重要成果之一。在详考天主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原因以及与中国化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同时，又对回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进行了较深的研究。并对浙江诸外来宗教重点考察，开宗教区域研究之先例。他还注意展拓宗教史史料来源，对宗教史研究，有发扬光大之功。     

王夫之及俞樾“邹元标论”之异同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曼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廷杖远谪,直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问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与俞樾论邹元标之则于众人颇有不同处。王认为其再立朝为助晚明君臣道丧之势,俞则认为其好名,立身亦有非明智处。二人论有同而有异。     

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运动的初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改造与梵蒂冈罗马教廷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天主教会以适应新社会,如何处理宗教与新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外来宗教,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挑战。中共在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把握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在教义教理和行政管理有直接联系的关键点,强调政教分离,以割断其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为基本要求,领导和督促中国天主教会开展革新运动,形成了独立自办和自选自圣的新型中国天主教会。这一革新运动成为中国天主教千余年历史上的最大转折。     

王徵历史形象演变的史学史考察

王徵(1571-1644)是晚明中国的一名天主教儒士,字葵心,又字良甫,自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教名斐里伯(Philippe)。明陕西泾阳县鲁桥镇尖担堡人①。自晚明至今,他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塑造成不同的历史形象,先后出现过"忠臣义士"、"科学家"、"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