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外来图书翻译方式的转变

晚清时期外来图书的翻译方式从"洋译华述"向"日文中译"的转变过程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且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尽管两种翻译方式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但两者都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国人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接收而不接受--铁路知识的供给与刘锡鸿的选择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刘锡鸿都是晚清较早"接收"铁路知识的官员之一,但他却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筑铁路,从而以"不接受"铁路闻名于时。他的论据在于中国不具备兴办铁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乏相应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对此,不能以"保守"简单定性,应当看到刘锡鸿对于西学知识的认真思考和理性抉择,进而理解近代国人在接收与接受西方事物方面的复杂性。     

晚清外交官陈季同

陈季同,晚清福州船政局的学员,先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并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作为晚清时期的外交官,以其杰出的语言天赋、浪漫不羁的性格、独特的人格魅力活跃在中欧交往的舞台上,为中欧之间的交往杰出贡献。一个外交官的个人风格影响外交结果,外交官身份的陈季同,国人更多的赋予了他文化人的身份。     

清末十年彩票热

晚清闭关自守被打破后,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不断从海外移植进来。彩票业以赌博为驱动力,比起其他行业来更成了热门中的热门,以至终于泛滥成灾,最后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     

《老残游记》视野中的晚清社会——以“清官政治”为例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危机重重。《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丰富的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显示着其独特的风格与追求。刘鄂满怀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深刻地揭露出晚晴官场的腐朽和"清官"的丑恶,表现出其对晚清社会的深深担忧。     

“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流播

"西人掠食小儿"传说既有某种历史事实的影子,又掺杂了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曾经在明清时期流播了四百年,凝结了文化传统、偶发事件、历史情境、虚构成分、排外心理、国人认知水平等诸多因素。传说最早由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华贩卖儿童的行为所引发,明中后期及清前期已在士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在晚清特定的土壤中,这一传说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构成一系列教案直接或间接的诱因。四百年间,国势愈蹙,排外愈烈,传说愈盛。而在深层意义上,这一传说既是人类共同的排外心理的折射,也与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及修炼方术脱不开干系。     

晚清中國西學書籍的流通——略論《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

晚清西學知識的傳播在"知識複製"上呈現出多種形態,是考察晚清書籍史需特別重視的環節。這裏期望結合《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以揭示晚清西學書籍在流通上所展現的特質。通過各種"類書"、"提要"的方式對各種書籍進行選擇,是晚清較爲流行的方式,而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閲讀,往往與斯時的價值取向有密切關聯,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此外,就知識傳播來説,還不可忽略作爲新型媒介的報章發揮的重要影響。對這些因素略加分析,對把握晚清中國西學知識的傳播所呈現的特質,不無裨益。     

清末白话报的民间转向——以彭翼仲和他的《京话日报》为例

晚清报人彭翼仲创办的北京第一家白话报《京话日报》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国人的办报热潮,与此前的近代报刊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明显的民间立场转向,体现出中文报刊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的历史书写

晚清士大夫对古埃及史有着浓厚兴趣,就纪年方面,他们把古埃及年代与先秦纪年接榫,在书写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如林则徐在书写埃及史时故意不用武则天纪年。就物质层面,晚清士人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特别关注。就典籍层面,晚清士人被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人误导,误以为承载古埃及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阿拉伯人焚烧,从而对阿拉伯人口诛笔伐。就文明层面,晚清士人在埃及文明哺育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将拉克伯里"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改造,构建出埃及文明源于中国的说法,这样的西学中源循环说为晚清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提供理论依据,唐才常、王树楠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实际上最早发端于中国,我们只是"礼失求诸野"而已。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科幻翻译将“科幻”带到中国

严格定义的“科幻小说”,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晚清和民国时期,有识之士秉着改良社会、“科学救国”的志愿,翻译引进了大量科幻小说,同时引发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人创作科幻小说的浪潮。诸如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家、文学家,都加入到了科幻小说的翻译中。正是大量域外科幻作品的引入,才激发了晚清、民国乃至现当代中国科幻创作的繁荣。本跨页展现了1890年代到1980年代,部分重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情况。     

长沙闻人叶德辉的饭局:欢乐又烧脑

正晚清的长沙坡子街头,常能见到一位身着长衫的大胡子瘦高个,流连于戏园,出入于火宫殿。道旁的行人指指点点,"叶麻子又出来溜达了"。这满脸络腮胡子的精瘦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当时名闻天下的长沙客。在为自己六十大寿而作的文章中,叶德辉这样写道:"数十年轰轰烈烈,天子不得臣,国人皆欲杀,海内诵其著述,     

民国奇案：从“打城隍”到“打党部”

晚清政局动荡,迭遭变故,国人痛定思痛,乃苦苦思索救国之策,进而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都出现了效法西洋的变革。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大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一些仁人志士最后发现,思想领域的守旧落后更是令人沮丧,而迷信严重也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晚清“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晚清清王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重商主义"的传入,再也不能固守于传统的"重农抑商"经济思想。一方面清王朝统治者不再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开始采取措施改变经济政策;另一方面,面对民族危机,广大臣民纷纷身体力行投身实业,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述因素的动态叠加即构成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嬗变的原因解析。     

浅析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演变

近代中国,"外交"与"屈辱"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即便有个别成功的外交案例,但还是无法摆脱屈辱外交的形象。这除了中国国力衰弱的原因外,晚清政府外交观念的滞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关于晚清政府的外交观念,以往文章已有所涉及,但一些问题还有待挖掘。笔者试图通过回顾晚清外交观念演变的脉络,探析晚清屈辱外交形成的的观念因素,从而深化我们对观念转变的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外交观念。     

操控理论视角下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译本分析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侦探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符合了晚清"改良政治、开启民智"的教育需求,一经引入便掀起了翻译热潮。然而,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译本中普遍存在删减、增添、改写等现象,后世的学者们"非议颇多",大多认为这一时期的翻译是对原著"不忠实"的。对此,本文拟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出发,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角度分析当时翻译中出现的操控现象,对当时采取的删减、增添、改写等翻译策略进行解释,从而对晚清《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翻译状况予以一个较新的客观评价。     

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

1886-1894年间的格致书院课艺是晚清杰出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典范.其中格致类课艺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本文就格致类课艺的参与人、具体科学内容和"中西格致异同"讨论三项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晚清学者掌握部分科学内容;他们对近代科学规范(对象、方法与体系)已有深刻认识,并由此发生智力兴趣转移.其智力兴趣由庞杂的博物学转向分科化、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睡狮”不是个好意思

晚清以来,国势日蹙,外国人把中国贬称为＂东亚睡狮＂。而国人视来似乎是贬中有褒,颇不以为忤。维新派名士汪康年最初以为：＂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也问过自己所结识的外国人,但大家均笑而不答。汪康年觉得既然大家不便回答,其中必藏有深意。     

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

<正>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国难、屈辱、沉沦和与之相伴的"近代化"变迁,构成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晚清中外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和演进历程,仍然支撑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内史学界,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似乎相对沉寂,除少数专题外,未出现堪称重要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