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血吸虫病的防治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给疫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血吸虫病疫区的党政部门和群众根据血吸虫病的流行规律及地区特点,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治理与改造,普遍采用了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和查治病人等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方法,使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疫区生态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后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公安部队

一、周总理叫我去当副司令调动工作无非是从这一岗位换到另一岗位,这在一个人的革命生涯中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有一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致使过了几十年,连当时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那是1950年9月间,一天,我接到要去北京的电话通知,以为是开会,就匆匆地从锦州动身,到了北京才知道是周总理找我谈话。驱车前往中南海的途中心想,也许要谈战备的事.     

媒体舆论中的"民族主义"——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朝鲜排华事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前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先后发生了两次排华事件.事态的相关信息被报刊--载入,因此,本文试图以当时中国各报纸之文字将中、日、朝三方重新放置于同一场域中,通过媒体再现当时的真实场景,凸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及不同媒体对事态的体认,从而探讨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中的"民族主义".     

20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政府利用"克洛马"事件,妄图侵占南沙群岛,尽管海峡两岸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但仍然采取一致立场反对菲律宾侵犯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只有台湾当局有正式的渠道可以跟菲律宾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由于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军事的措施来维护南沙群岛主权,得以暂时挫败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的图谋。这些措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对当前海峡两岸携手维护南海主权也有一定的借鉴。     

卫生安全韧性: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城市战略

通过城市的韧性治理全面提升城市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对处于深度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将韧性理念运用到未来城市卫生治理研究中,为城市治理演进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方案.本文研究认为,城市为了解决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精准感知、最低运转维持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均衡三大难题,需要从城市治理体...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以北京为例

文化消费的比重较大是小康型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率先实现了小康,在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的基础上,文化消费的内容日渐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教育消费比重增长迅速、书报杂志消费异军突起、文娱消费浪潮不断高涨、旅游消费持续升温、休闲消费成为时尚。随着人们的视野开阔和思想解放,文化消费的领域仍在扩展之中。与乡村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相比较,北京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以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外事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外事制度是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地方外事制度以党政关系变化为主线,经历了循序渐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地方外事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制定大政方针、政府具体管理外事工作的"政府主管"模式,发展到50年代中期地方党委和政府均设立外事机构、分工领导地方外事工作的"党政齐抓共管"模式,并在50年代末确立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外事机构合署办公的"党政合一"模式。考察地方外事制度的构建,对于深入认识地方外事制度、更好地发挥地方外事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商业信用

建国初期,我国商品交易中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商业信用制度是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过程中,国家为了对资金流通与商品交易实行计划管理, 从1954年起强制取消了国营经济的商业信用,试图以国家银行信用制度取代商业信用制度。取消商业信用制度后,我国的信用制度出现缺失,虽然大量“非法”商业信用形式依然暗中存在,但信用制度的功能受到抑制,严重阻滞了社会资金的正常运行。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是:文化交流紧密围绕外交活动展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国,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存在不平衡性,以中国主动吸收和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官方和民间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频繁,但民间形武大多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树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参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坚定意志,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951年和1955年,中国人民响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委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保卫世界和平签名的号召,先后开展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和平签名运动,展现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伟大力量。1952年,中国举办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彰显了中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中国通过世界和平理事会表达中国主张、阐明中国立场、传递中国声音,从而维护了国家利益,促进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重塑城市婚姻幸福——以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性为中心

新中国在城市推行婚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与城市间的互动重塑了新的幸福观。上海城市女性积极地理解自身处境与环境变迁,由受助者转变为参与主体。1950年婚姻法推行的前两三年间,大批上海女性自我解放、追求幸福的意识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是造成“妇女法”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组织帮助下,上海女性整体性地认知个人的婚姻问题,将其与社会制度相关联;感到生活“有盼头了”,继而从消极认命到勇敢地追求幸福。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面推进,上海女性的劳动实践和情感表达,则是建设“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力量,也为“离婚法”向“家庭团结法”的转变提供了支持。被重新定义的幸福强调集体意识、精神认同、重视劳动,这些要素为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并成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婚姻幸福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它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长期存在各类问题,仍有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上海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不久,鉴于建立统一的政治体制及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工资制度的需要,国家开始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实行工资改革。上海新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式开始于1956年9月,但由于情况复杂,历经准备试点及全面推开等阶段,直到1957年10月才基本结束。其中工资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工资水平与工资增长指标,新工资等级,变相工资、计件工资、保留工资等问题成为工资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新合营企业工资改革的完成,标志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企业工资制度开始全面确立,在收入分配环节上,基本完成了对新合营企业从产权到治理结构、再到分配制度的崭新的企业制度安排。     

饲用抗生素与公共卫生风险——20世纪70年代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公众化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府较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科学界对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新发现、及英国"斯旺报告"的共同影响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展开调查,并决定限制饲用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美国主流报刊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相关行业的斗争过程作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报道,有关抗生素饲用导致公共卫生风险的观念随之在美国得到传播。这一问题从此突破科学研究领域的界限,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一时期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开始公众化,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这有助于对整个问题的解决。     

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对美斗争的策略演变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明确向国际社会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也由此走向了全面对抗的道路。朝鲜停战后,随着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展开,中国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阵营却加强了对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五”时期和“大跃进”时期,虽然这两个时期在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但在引进技术的行业构成、规模、项目建设的实施和技术的消化乃至技术创新机制、成效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一五”时期采用了全面、系统、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重点攻关,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某些领域实现了技术再造,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迅速积累,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对引进技术的翻版、修改阶段。“大跃进”时期的技术创新机制被严重干扰,群众运动代替了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中引进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格外活跃,通过技术革新运动学会了自行制造一些成套设备、生产工艺,但并没有从产业部门或行业整体上真正实现引进基础上的再次创新,其整体水平依然停留在对引进技术的“初级模仿”阶段。     

20世纪60年代传染性肝炎疫情防治的历史考察——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1950年代末传染性肝炎在中国开始大规模爆发,发病人数显著增加。20世纪60年代,传染性肝炎成为郑州市三大多发性急性传染病之一,病程长,传染性强,病死率高,严重危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并影响了劳动生产。党和政府秉承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关怀,积极领导各条医疗卫生战线从容应对。根据郑州市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采取了实地调查、宣传教育、切断传染途径、药品研发、提供福利保障等措施,切实维护了患者与医务工作人员的生命和健康权益。     

基于GIS的农村公共卫生区划——以河南省为例

农村公共卫生问题所包含的深远意义并不只是体现在"三农"方面,而是涉及国计民生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解决好农村公共卫生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公共卫生区划是公共卫生评估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作者根据影响农村公共卫生状况的因素,提出一个农村公共卫生评价模型,以及利用GIS对农村公共卫生状况进行区划的方法,并在对河南省农村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     

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期社会治理的创新——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暴露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社会矛盾亦逐渐产生,其波及范围较广,涉及多国乃至全球.课题首先分析目前遇到的因社会治理不当而导致的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扩散问题,深刻把握疫情动向;紧接着研究面对此次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共同体思想带来的影响和作用;最后结合国内外应对疫情的方案及...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