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内在转向

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源头有二:一是承继"孔颜之乐",这是儒家的精神命脉,以精神的快乐为终极追求;二是延续魏晋士人的快乐精神,这是杨朱甚或老庄的精神命脉.明代士大夫是孔颜、宋儒所倡导的"安贫乐道"的实际践履者,儒家快乐精神已经融入士人的精神血脉而得以有效的传承;但从白沙之乐到卓吾之乐的内在演变理路足已证明,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儒家快乐精神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既熔儒佛道于一炉,又日趋世俗化.     

千古圣人 王阳明

<正>《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此"三不朽"乃中国士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更是儒家"内圣外王"圣人人格的完美体现。但历史上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却少之又少,就连孔子这样的圣哲也只能称得上"素王",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历史中总会有闪光点,五百年必有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浅析儒道“内圣外王”思想关系

"内圣外王"通常被认为是儒家的基本思想观点,其实最早是由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在《庄子·天下》中提出。本文从儒道两家在"内圣外王"这个经典观念的异同点进行分析,即从"内圣"、"外王",以及如何从"内圣"开出"内圣"等方面进行儒道两家的思想比较。最后提出,儒道两家"内圣外王"之道是可以相容互补的融合关系。     

习近平的家国情怀——儒家“修齐治平”政治伦理的扬弃

《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既是孟子"内圣外王"精神传统的完整呈现,又是渗透在中国人文化血脉中的永恒执念。通过研究习近平对儒家"修齐治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解析他的修身之德、家风思想、爱民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建构起习近平家国情怀"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内涵框架,对挖掘儒家思想中的合理精髓,破除部分党员干部道德沦丧的困境,加强社会道德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现代新儒家对社会的影响——从“内圣外王”儒经到“返本开新”事功

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道德、人文精神、文艺理论、政治建设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文艺思潮、哲学思想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仍然还有一批学者,他们坚信在中国这片狼藉的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仍具有很大价值,他们认定中国本土原有的儒家文化与人文思想依然存在着永恒的价值,他们在谋求社会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新出路。这就是新儒家的产生背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儒家以其特别的方式在对当代社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本文就从新儒家"内圣外王"到"返本开新"思想的发展来看新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儒家领导哲学“三纲”新解

《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被朱熹高度概括为"三纲八目"。学术界认为,孔子仅仅是一位世间智者,其思想的最高层次就是政治伦理,受这一成见的影响,《大学》所具有的超越精神一直未能被发现。所以,从孔子整体思想出发,结合中国的哲学传统,重新阐释《大学》的"三纲",以发现孔子哲学的最高宗旨,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

《困学纪闻》是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撰写的札记考证之文,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元代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完备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一种是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不完备的刻本。清代藏书家多怀疑他们手中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为明刻本,而无序跋本才是真正的元泰定刻本。但是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前述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

明代朝廷沿袭元代的旧例,把妈祖林默娘封为“天妃”,列入祀典。然而对于“天妃”这一封号,在明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反对者认为不应胡乱把处女之身的妈祖指配给天帝为妻室;赞同者则认为所谓“天妃”只是广义上的“以德配天”的含义,并非实指配与天帝为妻室。较为圆融者则主张以“圣妃”“圣女”的封号为妥,免得亵渎神明。明末清初之际,“天妃”“天后”封号又有与“碧霞元君”封号混同者。产生这些差异的实质,是传统儒家祀典观念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而这种差异,即使是在其他方面,制度设计与现实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差异,都是很难避免的。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研究清代国家,应当回归国家存在的政治原理,即国家为了将统治长期维持下去,采取各种办法取得政治合法性,得到人民的认同,并将人民的被动认同转化为主动认同。清朝的治统定位于接续明朝、延续历代皇帝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家的文化认同,赢得汉人的好感,换取汉人服从清朝统治,实现国家认同,崇儒重道、移风易俗即其表现;清朝的正统观,特别是历代帝王庙确立的正统观念,其实包含或者说孕育着新的多民族国家观念,也隐含着重新解释大一统的国家观念。     

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

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遍及帝国中枢和地方要塞,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军事上来说,自明中期以来,宦官不仅提督京营、监军统兵、镇守地方,而且还在皇城大内演兵习武,同时也为皇帝举行军事体育娱乐活动,史称"内操"。本文主要根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清历史笔记等相关史料梳理出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历程,并分析其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力求对明宦官史、宫廷史研究有所增益。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