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评黄永林《民间文化与荆楚民间文学》

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高涨,以文化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文学现象已越来越普遍,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最鲜活的文化现象,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研究也颇受学界的重视。黄永林在如何以更广的文化视野和更高的学术高度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他的《民间文化与荆楚民间文学》(华中师范     

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

刘锡诚先生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于2006年10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尽管中国“有”民间文学这门学问已经百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翔实的学术史著作对这段短暂而漫长的故事加以整理,加以综合,并将故事从头道来。闪此,先生的这部近百万字（准确地说是98万字）的、内容难以想象地充盈的厚重之书,及时地填补了一项学术上的空白。     

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初创时期的苏联影响

1949年至1959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也起步于这个时期。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背景下,民间文艺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参照依据就是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对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吸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新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叶炜《扶桑骊唱集》钞本的文献价值

晚清诗人叶炜,是日本明治时代最早赴日本从事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的学者。在日本期间交游很广,诗文唱和频繁,是清政府正式向日本派驻使节之前中日诗文交流的先驱者,其诗文交流活动为晚清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等人的中日诗文外交导夫先路,回国后编辑《扶桑骊唱集》收入日本明治时代前期日本许多著名诗人的诗作,是研究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复杂微妙的外交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扶桑骊唱集》钞本是叶炜先生去世后,近人根据光绪辛卯（一八九一）南京刻本所钞,时间当在一九零三年叶氏辞世之后。钞本文字简古流关,篇末附俞樾撰《吴县主薄叶君墓志铭》,学界悬而未决的叶炜生平当从此可得稽考,钞本为研究叶炜提供了一样不可或缺的证据。     

The Heroic Outlaw in Irish Folklo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s a symbolic figure in Irish folklo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he outlaw embodies folk morality in conflict with the self-interest and inequity of the state. In the aftermath of British colonisation, the Irish outlaw is represented as more than a criminal. He provides a hero through whom ordinary Irishmen and women can vicariously enjoy brief victories, and imagine their collective dignity in the midst of political defeat and its consequences. Legends, ballads and chapbooks portraying the outlaw are the products of hard-pressed people representing themselves to themselves, reflecting on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contemplating issues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试论文学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文学实际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文学的人民性”这个特定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从这个概念质的规定性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来看，它的生命力应该是永存的，它的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

中国宝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间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研究宋元以来中国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农民战争、俗文学、民间语文等多方面课题的重要文献.七百年来,中国宝卷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产生、演化、流传,乃至逐渐消亡,因此,宝卷文献的整理、研究,便同一般古籍有许多不同之处.现将有关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吴晓铃先生与《俗文学》周刊

本是首先将现代江族学吴晓铃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四种《俗学》周刊中,对俗学研究情况进行全面介绍的论述,并将相关的献资料收集,加以整理,旨在为满族研究和民族化史的研究及中国俗学研究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从典故运用看黄海两岸俗文学的相互影响

处于黄海两岸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大地的人民在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及相互影响,源远流长,俗文学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也是如此.     

论民间文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钟敬文强调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间文学,该观点得到了民间文学界的普遍响应。从多学科视角展开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作家文学研究也不排除多学科视角,但是,任何文学批评形态都必须在审美批评的通领之下。而民间文学可以从任何一个学科的视角去单独展开研究,或从某几个学科的视角去进行研究,而不一定要在审美视角的主导之下。研究民间文学的多学科视角主要指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语言学及文艺学等学科视角。     

特征研究及其在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中的运用

特征研究在任何一门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位置。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我们研究文学,首先要探讨文学有什么特征;我们研究民俗,首先要弄清民俗有什么特点;我们研究宗教,则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宗教,另外,还要就与其研究对象相关的各种概念、内涵的特征加以阐释或描述。总之,特征研究在任何一门科学研究中都很重要,一门学科在理论建设上的突破,往往是在特征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发现。     

论民间文学的口头语言范式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式。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并不以为口头文学为“文学”,致力于将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至今,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转化的工作。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民间文学只能在口     

中国乡民艺术的精神镜像与吉祥表达

乡民艺术与民间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其生活表现以及内里寓寄的集体无意识,都表现出鲜明的“镜像”特点。中国乡民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生与图腾崇拜有关,而趋吉求福的民族心理则在长期传承中渗透其间,凝结成这种形象而生动的艺术意象,对于民间生活有着莫大影响,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着微妙变化。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土族民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

土族民间文学由于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中,所以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在青海早期,由于文人文化的不发达,土族文学的主要领域是在民间,即表现为民间文学。浪漫主义手法一直是民间文学的主要创作手法,无论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还是英雄史诗等,处处体现了一种激荡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