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出版工作散忆

“文革”期间我因病未能去文化部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国务院出版口需要编辑干部时,我被人民出版社的工军宣队派去工作,因之对那一时期的出版工作情况有所了解,现作为史料写出,供读者和有关同志参考。出版“大字本”大字本,顾名思义,主要特征是字大、...     

忆“文革”时期的张际春

张际春同志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生前是党的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从几张老照片忆“文革”

<正>对当时破旧的贵阳城来说,红太阳展览馆可算是最漂亮、最豪华、最巨大的建筑,堪称贵阳一景,自然也就成了贵阳人照相取景的好去处这是我的中学女同学在"文革"时期拍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物之一祝小毛在清理个人资料时,发现了一堆那个时期她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的照片,有黔灵公园的,有省展览馆的,有红枫湖的……知道我在整理同学录,     

李立三在“文革”期间

李立三同志,在文革期问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8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于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追悼会,为李立三公开平反昭雪。追悼会由彭真同志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     

“文革”期间的杨成武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杨成武和杨勇、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杨得志已先杨成武而去。1955年首次授衔时健在的上将如今已经寥寥。一代名将杨成武,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来临后,也难逃厄运,被吞噬在这场“红色运动”中。     

“文革”期间的周恩来

2003年的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27周年。为了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谨以此文作为纪念。要造反派交出彭真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面临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     

漫忆“文革”时期的合肥六中

母校合肥六中在建校50周年之际,于《合肥晚报》上公布了建校以来历届优秀校友的名单和照片。在这20名选自各行各业的优秀校友中,我竟以唯一的作家身份忝列其中,真让我既感意外,更觉有愧。2004年国庆期间,在应邀回母校参加建校5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我浏览了合肥六中的校志。因自己是于“文革”期间在母校求学的,因而特别关注校志中的“文革史”。不免发现,在这本精美厚重的校志中,恰恰这一阶段的史料显得较为薄弱,且有一些疏漏和谬误。校庆期间,与几位学校领导谈及此事,他们便希望我能够写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以为弥补。     

“文革”初期京城见闻杂忆

正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1966年2月,春节刚过,我从共青团东海县委书记岗位上,奉调赴中央团校学习,之后又奉命去中共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工作,在北京一年多时间。中央团校校址在北京西郊紫竹院,校长由胡耀邦兼任,日常工作是由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主持,党委副书记为孙鹰、周杰。我们这一期学习时间定为一年,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可是,我们抵京之后,文化大革命的风声越     

“文革”期间孙中山铜像历险记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广场的台阶上矗立着一座孙中山先生铜像,根据孙中山先生生前作演讲的姿势而雕刻,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这尊铜像是中山先生的日本好友梅屋庄吉赠送的。梅屋庄吉是明治大正年间实业家,日本电影界的元老。在孙中山亡命日本期间,梅屋热情地帮助他,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山先生逝世后,梅屋请日本第一流的铜像制作商筱原金作工场铸造了这尊铜像。1928年铜像铸成,像高2.9米,重一吨多。次年3月,梅屋庄吉亲自护送铜像至南京。1929年6月1日,梅屋偕同夫人、女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本应恭放在中山陵墓,供人…     

“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正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

正"文革"中周总理设联络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各地学生热烈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高举造反大旗,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党政领导机关相继瘫痪,指挥功能丧失,国家政治经济陷入混乱。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忧心忡忡,纷纷为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共和国大管家周总理为防止粮食供应在运动中出问题,9月19日,他指示主管粮食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召农垦部萧克副部长到中南海布置任务,让萧克火速赴黑龙江省会同省委书记杨易辰,研究把黑龙江垦区丰收     

“文革”期间周恩来保护廖承志轶事

正1993年10月,笔者在北京西郊的红山口拜访曾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后在国防大学纪委书记任上离休的周家鼎将军。周将军对笔者说,在"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风起云涌之时,周总理日理万机,但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中央有关领导的安全。为此,他亲笔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希望诸位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说出格的话,不要做过头的事,不然他就不好说话,也不好保护大家了。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当时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记

一 “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织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     

忆“文革”中的一次业余创作班

一个印有“雷锋”字样的蓝色封皮笔记本、一张集体合影老照片,伴随我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今天,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已经开始变得褪色的笔迹和有些模糊了的合影,往事历历如在眼前。那是1975年3月10日,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常德市,参加一个业余作者创作班。当时我在安乡县安昌公社办公室工作,是接县文化馆通知前来的。几经问路、打听,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地区群众文化馆,接待我的是彭启斌老师。报到停当,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桃源县招待所。第二天在县委机关一个会堂里举行开学典礼,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创作班是省、地、县三级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学员都是业余作者,一个     

“文革”期间仙游县“扛杉”现象浅探

“文化大革命”期间．仙游延续三年的“扛杉”热潮．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感慨万千。年终岁末、春耕之前,数以千计的乡村农民,不分男女老少,自带干粮、绳索、雨具、钩杖,纷纷奔向西苑、凤山、书峰、社硎、钟山、游洋、石苍等公社抢购杉木。     

贺龙之女忆“文革”海上逃亡40天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她就是贺晓明。贺晓明忘不了"文革"带给全家的伤痕,"妈妈为了照顾父亲,长时间睡在地板上,耳朵里竟然结了蜘蛛网;大哥贺鹏飞患上重病,靠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逃难的贺晓明乔装打扮,和哥哥在海上逃亡了40天……事过境迁,她发现"幸福的定义其实很简单"。     

忆“文革”中的一次业余创作班

一个印有“雷锋”字样的蓝色封皮笔记本、一张集体合影老照片,伴随我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今天,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已经开始变得褪色的笔迹和有些模糊了的合影,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忆“文革”初期的一次教师集训

1966年的夏季使我终生难忘。长期的高温和干旱,叫人喘不过气来,刚刚掀起的“无产阶级化大革命”的狂风漩流,更令人晕头转向。从7月24日到9月底这段时间,我作为一名参加工作刚一年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全县中、小学教师的“化大革命”集训,从而拉开了一场恶梦的序幕。     

张春桥“文革”期间的几次拙劣表演

正在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是被毛泽东看好的一个。据说,"九大"召开之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就已查清查实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但是,毛泽东仍对他网开一面,保留了他的出席资格。他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也是"四人帮"中的狗头军师。十年"文革"期间,张春桥的罪行很重,但他很狡猾,后来在特别法庭调查审判他时,他自始至终一     

文革年代插队漫忆

<正>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