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梯王权与法

赫梯王权与法易建平军权、法权与神权,是上古权力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在上古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根据这三种权力的分布以及运用情况,得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性质的结论。探讨赫梯王权的性质,这一方法也可适用。本文拟研究赫梯王权与上古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     

先秦盟誓的信任机制及其演变

联盟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信任关系,盟誓的本质就是一种信任关系或信任机制的建立,正是这种信任机制在维持和保障着联盟的牢固性以及盟誓的有效性。信任机制就是盟誓的核心机制,构成信任机制的因素即为盟誓的核心因素,一个时代盟誓活动的特征都要从这些因素之中寻找最根本的原因。盟誓活动作为一项在人类社会中持续数千年的文化现象,具有自身独特的属性和发展理路。按照盟誓核心结构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轨迹,先秦盟誓经历了八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利益、血亲、神权、王权、诚信、霸权等六个因素分别在不同时期构成了先秦盟誓的信任机制,充当了盟誓的核心因素。     

古埃及王室墓葬与王权的形成、发展

王权是古埃及早期国家甚至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学界主要依赖图示和铭文史料考察古埃及王权的形成与演变及王权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和壁画、铭文等考古实物的演变过程透视这一问题。从而,本文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前王朝、早王朝和古王国王室墓葬的考察,本文认为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化,更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     

封建时代中西君权神化现象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西欧的封建时代 ,都曾盛行过表面类似、实则相异的君权神化现象。西欧“王权神授”学说与中国“君权天授”理论都视帝王为神命的君主 ,但前者植根于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 ,强调宇宙唯一的人格神“上帝”对国王终身的“授职” ;后者则基于儒学政治文化传统 ,宣称君主是神命“天子”。但由于其所谓的“天”只是神灵意志、自然规律与道德理性的融合体 ,不仅难以赋予君主以浓厚的“神命”光环 ,而且还包纳着“天命转移”的意蕴。与此相应 ,西欧国王即位的涂油加冕典礼 ,具有鲜明的“王权神授”的政治象征意义 ,成为其取得“神命”身分与地位的合法依据。中国的封禅则是少数帝王以功德告“天” ,并无由神“授职”的严格意义。在西欧 ,王权的充分神化推动了封建君权的形成与发展 ,但也使之受到神权的制约 ,避免了剧烈的政治动荡。而在中国 ,君权神化的不充分 ,既使君权缺乏神权的约束而易于高度集权 ,但却未能使君权托庇于神权 ,由此而常常陷入“大治”与“大乱”交替轮回的政治格局。这些现象 ,无疑是造成中西封建社会不同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论埃及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的关系

托勒密王朝是古代埃及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法老埃及的王权与神权之间从来就不是和谐统一的,始终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托勒密王朝,二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权有效地控制了神权。这主要是因为托勒密王朝的国王借鉴了法老埃及的经验,采取了有利于王权的政治、经济政策,等级和阶级关系决定了宗教祭司集团不可能干涉世俗政权,文化背景也使托勒密国王从意识深处拒绝给予宗教和祭司各种权力。托勒密王朝王权与神权之间是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这也正是托勒密王朝逐渐失去本土埃及人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秦时期旅游文化的伦理意蕴

先秦时期形成了帝王巡游、文人游学、仕人宦游、商业游行等旅游文化现象。先秦时期的旅游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带有着鲜明的伦理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重视社会等级和伦理秩序的特征,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价值和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深化了旅游审美,成为道德修养的手段,也体现了崇尚自然的伦理内涵,为后世旅游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

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中国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已从父权制社会中脱胎出来,进入了文明时代。其时单偶制家庭已在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父权家族中增强了地位,父权家族的权力、财富及身份诸方面,均已存在明显分化,在一考古学文化中,出现了以某一聚落为中心而受权贵家族统治的若干割据争雄的地域政权。这不是封藩建国的宗法封建社会,也非奴隶制社会,更不是地主封建社会而是由处于同等地位的王权和神权这两根柱子支撑的社会,控制王权和神权的人物,成了掌握了政权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     

萨珊浮雕所见阿胡拉·马兹达偶像的起源与观念

波斯萨珊王朝阿胡拉·马兹达偶像主要出现在摩崖浮雕的王权神授场景中。波斯王权神授图像与观念可溯源至美索不达米亚,经卢卢比、阿契美尼德、帕提亚,至萨珊王朝最为发达。阿胡拉·马兹达偶像以帝王形象为本源来塑造,但在持绶带圆环的手势、冠帽形制、是否佩剑、脚踩敌人等方面,二者具有明确的区分。阿胡拉·马兹达出现在王权神授场景中,意在彰显帝王获取王权的合法性及宗教支持,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宣示。     

《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形象的知识考古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塑造的黄帝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三个主要方面。政治上,黄帝实现了"统一",并为巩固"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经济上,黄帝重视发展种植农业及家畜养殖业,在推动农业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重要成就;宗教上,黄帝具有突出的神巫特征,是集宗教神权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远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实是司马迁兼采先秦、秦汉不同时期的史实和思想家们的社会政治理想而塑造的形象,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阶段在不同方面所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皇家名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观鹅图》始末

清宫的书画收藏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考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窗口。大量珍贵的前代书画作品从民间进入清代宫廷,并在乾隆朝形成鼎盛局面。成为宋徽宗以来又一个皇家艺术收藏的高峰。这不仅是封建集权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自清王朝覆亡至满洲国出笼,逊帝溥仪及其小朝廷在北京、天津及长春的一系列复辟和称帝活动中从未放弃对清宫旧藏的关注与重视,将之作为象征皇家名分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以1746年到1940年代元代钱选《羲之观鹅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收藏过程为脉络,通过考察画卷上诸多收藏印鉴和题跋来认识清宫绘画收藏的兴衰转折及其历史意义。在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史中,特别是在清皇室20世纪所经历的变故中,这一画卷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画面。     

光武帝独出心裁的封爵之赏——“不义侯”

光武帝刘秀经营河北时,一度倚重为"北道主人"的渔阳太守彭宠起兵造反,对刘秀的"中兴"之业形成冲击。彭宠被其家奴子密所杀,光武帝得以消除心腹之患。光武帝给予弑主家奴以"不义侯"的特殊封爵,本是经略天下者的权宜之计。"不义侯"在制度史上的意义是:其一,以列侯之名号,表达含有政治贬斥的涵义;其二,列侯爵号与封邑地名无关,实际上呈现的是"列侯虚封"的新格局。"不义侯"爵赏在政治史与政治伦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人对之有仿效、有贬议,从而成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     

清代前期满族传统教育述论

大清定鼎中原前夕和之后一个半世纪,在满汉文化思想接触、碰撞、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清帝出自居安思危、巩固皇权和延缓政权衰落周期的目的,在皇族宗室子孙、八旗子弟及中枢臣僚中开展民族传统教育,强调“力戒汉俗”、“不忘满洲骑射旧俗”,并将其视为“祖宗家法”和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基本教育之法。自太宗至仁宗嬗递六代,其间因各朝政治形势和教育针对性的变化,发生诸多修正,由此反映出社会进步的历程。     

美国华侨对保皇会的支持与贡献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保皇领袖曾在全世界华侨社会中建立了庞大的保皇组织,美国华侨社会成为海外保皇势力的中心。美国华侨在组织上和财力上对保皇派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皇党人在开启华侨民智,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进而促进华侨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皇派的活动对华侨政治认同有积极的影响。     

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起霸府统治,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The Persistence of Theocracy: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Nathaniel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can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persistent appeal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certitudes that theocracy offers and that can serve as a corrective to liberal secularism's often myopic tendency to downplay the continuing moral and political appeal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authority. Focusing on three puzzles raised in th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of The Scarlet Letter, the article explores Hawthorne's consideration of theocracy as a foundation in the past, as an antidote to the modern tendency toward materialism, and as a persistent alternative that deserves continued reflection.     

Pursuing Moral Governance

A millennium ago in Northern Song (960–1127) China, Emperor Huizong initiated the “Eight Virtues of Conduct” in order to recruit morally upright officials. In place of the candidates’ skills in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is scheme adopted candidates’ moral virtues as their major criterion of sel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is scheme was implemented. It also shows that the rejection of certain genuinely virtuous nominee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some candidates who had exhibited objectionable conduct somehow compromised the emperor’s ideal. This analys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scheme. Instead of perceiving this promotion channel as a means for Huizong and Chief Councilor Cai Jing to eliminate dissidents and install ideological conform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cheme was an initiative of the emperor to counter the chief councilor’s dominance and alleviate factional conflicts. The final section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scheme facilitate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