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抑或再造:《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论战新探

论文梳理了《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双方论战的内容、双方论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论战结局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论文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以及现实情况的改变而具有区域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的思想解放。同时这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既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

从初登历史舞台与康有为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时期成为立宪派的理论旗手,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政治表演,大抵没有脱出过改良派的温和形象,所谓梁启超鼓吹革命,则是指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有过不少激烈言论,诸如“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等等。长期以来,由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革命派为对的事实,其鼓吹革命的言论不是被视为假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看双方民主思想的准备

以往的历史著作,凡谈及清末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的,绝大多数都以为民主问题是其争论的中心,认为革命党坚持建立民主制度,而立宪派则反对建立民主制度。争论的结果是革命派的民主论战胜了立宪派的反民主论。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是过分简单化了。本文根据争论双方的文字,认为无论是从思想逻辑上看,还是从争论文字的数量上看,其争论焦点是暴力革命与反满问题,真正讨论民主问题的文字,在双方都只占极小的比重。透过他们的争论可以看出,革命党把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看得太简单,太容易,而立宪派则把实行民主共和制看得高不可攀。但值得注意的是两派在思想认识上却有着某些共同点：(1)两派在必须改变君主专制,确立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的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2)两派都多少受到现成的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局限,对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从现有起点上逐渐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思考得不够深入。革命党只见其易,立完派只见其难。(3)双方都意识到从专制到民主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革命党提出分三步的设想,立宪派提出以开明专制为过渡。(4)双方都没有找到在中国推动民主宪政的真实动力。所以一方耽于理想,一方陷于悲观。由此可见。双方对民主的思想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     

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

建国以后,关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阶级基础问题曾经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分岐很大。近年某些观点不再重提,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的说法浙趋一致(姑称之曰“阶层基础论”)。然亦不无异议,这方面的论     

革命派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理论之评议

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清末曾进行过激烈的政治论争,结束以后,革命党人亦时有政论发表。本文主要讨论1905至1911年期间革命党人在理论上为何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其它与本文主旨无涉以及不相信清廷立宪或认为搞假立宪而反对诸问题均不予论列。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革命派理论旨趣之所在,在分析其反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之前,首先应搞清他们对君主立宪制度本身所持的观点。     

《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出版

正清末立宪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历时九年(1903-1911),波及除内外蒙古、青海、西藏之外的全国二十二省(内地十八省、东北三省和新疆),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均发生过重要的影响。《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收录了十九个专题史料,分别是:立宪运动的酝酿与发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立宪团体,国会请愿运动,资政院,顺直谘议局,奉天谘议局,     

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

对清末预备立宪的评价,论者大都指为“骗局”,也有确认并非“假立宪”的,但其结论又认为预备立宪行不通,“只有民主共和国”才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个结论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今天,如果我们放弃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中的感情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政治学观点去考察清末社会特点、政体与国情的关系,具     

汪精卫、梁启超“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

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 ,汪精卫、梁启超围绕“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论战所援引的论点均以伯伦知理、波伦哈克以及笕克彦等人的学说为学理依据 ,只是双方各有偏重取舍而已。虽然表面上汪、梁均重视学理依据 ,但二人同为政论家 ,在理想与学问之间 ,都以理想为本位 ,有意无意之中 ,取学问为工具 ,论点开道 ,学说殿后 ,以致于漏洞百出 ,彼此相互攻击。通过观察清末政论的政治学背景 ,可以深入认识清末政治思想的一些本相。     

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

资政院开会期间,立宪派议员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资政院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宪派议员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对许多重要的议案不能始终坚持,往往不了了之;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他们敌视群众运动,主张予以镇压;他们对时局的影响也因受许多方面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其他立宪派相比,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立宪派议员与革命派在改革政治、推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存方面是一致的：立宪派议员与清朝统治之间实质上是相互斗争的。     

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离合关系试探

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有合有离,甚至离中有合,合中有离,其关系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解,酿致歧论纷呈,褒贬不一。本文旨在粗略地勾勒出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离合轨迹,冀图对恰当评骘湖北立宪派的功罪有所裨益。     

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

本文选择江苏立宪派的重要一员庄蕴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量的社会实践,归纳总结其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从微观层面更深入地考察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     

胡汉民主权国家论与留日国际法教育

清末之际,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胡汉民作为革命派的宣传主将之一,借助国际法在《民报》发表一系列有关主权国家论的文章,讨论中国如何谋求国家独立以及如何对待不平等条约,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胡汉民对国际法的掌握和运用与其上一代人相比,不仅所依据的文献发生了变化,分析国际关系所用的术语、学说及观念也与以往不同,不再一味强调国际法的天然之理或是万国共遵的理想规范,而是更注重国家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重视国际条约的遵守。此时,恰在胡氏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接受系统的国际法教育前后,其国际法理论与留日教育的学理来源密不可分。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     

袁世凯与民初“党争”

从表面观之,民初党争运动发生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居于幕后操纵的却是袁世凯。民初党争,与其说是西式的“政党政治”,不如说是中式的“派系政治”。在中国,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君主手中,无论是西式的三权,中式的中央与地方,都是在下面分,最高权力则不能分。辛亥革命后,虽然没有了君主制,如何集权则是袁世凯面临的主要问题。袁的“不党主义”,及其他凌驾于党争之上的举措,似乎均与此有关。进言之,袁之后的中国最高统治者都面临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西式民主、选举、分权、权力制衡,另一方面是对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路径依赖”。     

清末满人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思想——以《大同报》为中心

建立民族国家是晚清政学两界的普遍追求,汉族革命派、立宪派,满人知识分子和其他族群知识分子,甚至清廷,都加入其中。满人知识分子创办了《大同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见解。由于其身分角色的特殊性,他们不认同汉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也不完全同于汉人立宪派和满清朝廷的民族认同论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些看法,主张各族同源,满汉问题是政治问题非种族问题,撤销八旗制度统合各族建立大国民国家。其中有些是对其他派别的借鉴和吸收,有些是对其他派别观点的有益补充。清廷培养满人知识分子本寄传承政权之厚望,但新的知识结构使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非完全和政府站在一边,有的甚至走向反对专制政府,为清政府始料未及。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析评

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清廷颁谕宣布“仿行宪政”后,在近代中国各社会集团中引起极强烈的政治反响。革命派抨击清廷是以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在野立宪派则充满希望,曾几次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出自己的立宪要求。对此,有关论著已多有论列。但对预备仿行君宪政体的主体──清统治集团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认识、议论？其原因是什么？其实质与作用如何？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陈管见。一早在庚辛新政期间,部分清政府官员,如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御史赵炳麟、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两广总督陶模等,就曾分…     

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

<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     

试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次分化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曲折回旋而终于奔腾向前的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政治变革都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知识分子形成的集团中,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最突出的有过几次:(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二)辛亥     

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的时段范围在５０年来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专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这一段历史;而在行将迈入２１世纪的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们已公认从１８４０年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之内,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尽管如此,晚清（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到１９１２年清帝逊位）之属于近代范畴迄今并没有变,而晚清政治史也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敡与秋瑾案为例

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敡将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宪政改革的步伐,表明预备立宪时期渐趋发达的民间舆论已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这一事件亦可看到,《时报》、《申报》等上海报刊媒体表达的民问舆论,主要是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从秋瑾案体现的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的情形来看,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象。因此,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能够迅速转向与革命派合流,可谓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