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韩国“官民分离”政策初探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中韩两国在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对峙,经济上隔绝。直到1978年12月18日,由韩国政府提议经中国政府反复考虑,两国才实现了中国朝鲜族居民访韩的"探亲交流",中国对韩国的"官民分离"政策正是在"探亲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后,中韩逐渐实现了体育、学术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官民分离"政策虽然没有直接促成中韩建交,但却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以“小华”观“中华”——壬辰倭乱后朝鲜战俘鲁认的中国之行

万历二十七年,壬辰倭乱中的朝鲜战俘鲁认在明人援助下从日本逃至中国福建,并与当地士子和官员进行文化交流,其《锦溪日记》和《锦溪集》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传奇经历。鲁认选择迂道中国,他对忠孝节义的诗文表达、对《朱子家礼》的恪遵、对"止修"学说的接受、对佛教的排斥,皆表现出朝鲜士人强烈的朱子学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小华"观念,使鲁认的中国之行,成为"以小华观中华"的文化之旅,藉此可以考察朝鲜和明朝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     

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

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关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镂—罗杰斯远征:美国“炮舰外交”的失败

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与朝鲜的第一次官方接触,由此引发的1871年美朝战争是美朝政府间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史称"辛未洋扰"。镂—罗杰斯远征作为美国"炮舰外交"的体现,其实质是希望通过武力威慑逼迫朝鲜开国。远征团对朝鲜国情和朝鲜"锁国"政策认识不足成为"炮舰外交"失败的直接原因,镂斐迪的个人因素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的第一次尝试,尽管未能成功,却为美国最终敲开朝鲜国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西方条约体系对东方华夷体系的又一次冲击,对美国、朝鲜及东亚格局产生了多重影响。     

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

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福久其人其事及"福久新闻事件"一直是谜。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此谜终得破解。袁世凯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与主张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驻韩临时代办福久经常针锋相对。为保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以"福久新闻事件"为契机,与朝鲜官员联袂,巧妙利用条约条款,施展外交智慧,取得时任美国国务卿首肯,最终迫使福久离开朝鲜。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李重夏与“土门”、图们“两江说”

19世纪末,朝鲜王朝向清王朝提出穆克登碑文所标示的界河"土门"不是图们江,而是海兰河(后来改为黄花松沟子),中朝两国应以"土门"分界。为此,双方进行了两次界务谈判。谈判中,朝鲜李重夏虽然坚决主张"土门"非今图们江的"两江说",但其实知晓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界务谈判后,李重夏以"别单"形式几次撰文上奏政府,阐述了他对"两江说"的真实看法,论证了"土门"即图们江、图们江自朝鲜王朝初年就已是中朝两国界河的史实,揭露了"两江说"的策划者是鱼允中,被朝鲜称为"分界江"的布尔哈通河与现实界河毫不相关等。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从“壬辰倭乱”看16世纪的东亚国际格局

1592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对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公然发出挑战。明朝出于对朝鲜的"字小"之义和保护自身的现实考虑,出兵援朝抗倭。经过中朝两国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历时七年的国际战争对中朝日三国历史的发展和16世纪及其后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华朝鲜独立运动

1919年在中朝两国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以五四爱国运动为标志,中国人民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序幕;以三一反日起义为起点,朝鲜人民进入了争取独立复国运动的新阶段。 日本灭亡朝鲜之后,不堪忍受暴日虐待的三韩亡族大批越界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贡献

自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以来,朝鲜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民族革命斗争。1930年以来,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大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党的统一领导下,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中国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一部分,是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而且是现代中朝友谊史的光辉篇章。     

永乐、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与明鲜关系研究

明永乐、宣德两朝曾在朝鲜大肆选妃,因此造就了一批朝鲜籍的皇亲。然而,两朝皇亲在待遇上却截然不同。永乐朝的朝鲜籍皇亲得到了来自明王朝和朝鲜统治者的双重恩遇,并在客观上对巩固和发展明、鲜两国的宗藩关系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宣德朝的朝鲜籍皇亲却总体上遭遇了两国统治者的冷落,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力减弱。两朝皇亲在待遇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差异主要是由明初边疆形势的变化和明、鲜两国宗藩关系的发展造成的。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刍议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既臭名昭著又一度呼风唤雨的历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很多论述依然脱不了其"奸雄"、"窃国大盗"等脸谱化概念。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甚至很多时候是矛盾的。由于袁世凯政治生涯前后期为官性质不同,前期扮演着臣子角色,后期则为一国当政者,截然不同的角色必然会对中国近代起着不同作用,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将重点论述其施政过程中推进近代化的积极性贡献,同时指出在其登上权力顶峰后为所欲为,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近代化进程的反动性一面。     

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

1881年5月至8月,清朝驻日使领与奉命考察日本的朝鲜"朝士视察团",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方位地评判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赞赏日本改革在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批评日本在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全盘西化,断定日本改革已呈骑虎难下之势,明治维新决不可能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它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折射出中朝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