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佛山庙会的酬神戏-以佛山祖庙北帝诞庙会为考察中心

戏剧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祭祀有关,无论是欧洲的神院戏剧,还是东方的民族戏剧,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性歌舞. 从原始社会至历史时代的早期,"鼓乐歌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1]因此,它们及晚出的戏剧成为后来庙会及娱神活动中的组成部分就不难理解了.     

地方政府与乡村庙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河北农村地区,民众有着举办庙会的悠久传统。乡村庙会既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制约。从抗战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对乡村庙会采取的具体政策虽然与时俱变,但总体上体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可庙会的一些积极功能,因而在实践中会支持庙会的举办;另一方面,对庙会上的敬神拜神、铺张浪费的现象持反对态度,并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改造之。这种双重态度的出现,既和庙会的多重功能有关,也和地方政府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中心工作的策略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官费留学经费考察(1927-1937)

近代中国留学事业蓬勃兴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留学管理政策等方面基本延续了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留学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渠道不一,在经费拮据的前提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鼓励团体和私人资助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保障公费留学生的培养所需.经费使用方面,政府在保障学费供给的前提下,为鼓励留学生学业更进一步,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往往给予一定资费补助,同时加大了对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和扶持.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初年留学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其经费虽捉襟见肘,但经费的筹措与使用逐步明晰化、制度化,因而在留学生培养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

自1844年第一所女学成立后,中国女学逐渐成为一个场域,其中,既展示了中西方权力的较量,亦呈现出中国男性知识人对自身力量边缘化的焦虑,以及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挑战.晚清画报成为展现女学这一场域及其中各种力量较量的主要视觉媒介之一.本文拟以晚清时期天津的几份画报为例,探讨近代女学视觉展现的议题.从艺术表现形式来看,画者往往在图像内绘制观者,以引导阅读者迅速将视线投向图像中心,达到读图之效果.而且,观者对于女学的凝视,不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凝视,也有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差异,甚或也会成为中外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同时,画者也经常以细腻的笔触,有意识地在二维图像内,勾勒出一个“内外有别”的空间,使得近代女学和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初探(1924-1949)

在中国政党制度史中,党团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与俄共的政治交往。虽然党团这一组织形式最先被中共运用于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但是关于党团的正式规定却首先出现在中国国民党党章中。中国国民党党团制度是怎样产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以及制度作用如何,将是这篇文章探讨的主题。     

乡村庙会传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以明清时期襄汾黄崖村华佗庙会为中心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传统的乡村庙会仍是村民的日常事件之一,围绕着庙会有一系列鲜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襄汾县龙澍峪华佗庙会相关传说的分析,得出乡村庙会传说是村民对其生活空间的一种想象与建构,是村民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汉代物价考(二)——以汉简为中心

目前出土的汉代竹简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当时物价方面的史料,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1]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主要还针对其中某一批竹简进行研究,对于汉简中物价资料系统的整理则还比较少见.在此,我们试图通过综合各批竹简中原始资料,尽可能多、并准确的复原当时社会的物价变化情况,以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之参考.     

明代贵州孝行探析——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政府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官方引导和贵州儒学的兴盛下造就了明代贵州社会孝亲敬老之风。明代贵州方志中有大量孝行记载,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其孝行充分体现在病床前尽孝、割股疗亲、舍身救亲等多个方面。明代贵州孝行特点有：多为照顾生病父母、女孝多表现为奉养公婆、孝行多受表彰等。明代贵州孝行促进了贵州重孝风气的形成,但也使得愚孝行为愈演愈烈。     

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

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活跃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大力举办了农贷。这一时期,国家农贷在规模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发放对象上倾向照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贫困农民,在贷款利率上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贷款用途上绝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总体上看,国家农贷作为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成为文学领域接驳、实践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1962-196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纂了九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它们除了展示全国民间文艺实践外,还集中呈现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对民间文艺发展规划、组织以及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设想。一方面,它们呈现了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研究宗旨;另一方面,既有对民间文艺概念、范畴、价值以及基本特性之讨论,亦有对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集中引入,同时译介欧美民间文学理论现状,形成了与苏联、日本等"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对话的局面。     

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日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在各界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如外交抗议、划定领海范围、颁布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制定渔业法、实施渔业登记、取缔日鱼倾销、武装护渔、发展渔业等。有的措施直接打击了侵渔势力,尤其是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一度使侵渔势力有所退缩,引起了日方的强烈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发生一系列交涉。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中方最终妥协,禁令的实施一再延期,无形悬搁。总体来看,此时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侵渔问题。政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势悬殊、时局影响、制止日人侵渔方针欠妥、措施本身局限、政府缺乏查禁日人侵渔的决心和勇气等。     

金代学者的文化传承——以李纯甫为中心的考察

金代文化虽较辽代有所发展,但比起和其同时的宋朝臻于至盛的文化成就而言,则显得黯淡无光,往往不被学者所重视,尤其金代的文化传承更是少有人注意。李纯甫作为金末西京的著名学者和文坛盟主,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味极为丰富。对他的文化传承的考察无疑可以起到管窥有金一代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也有利于发见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全面了解和把握金代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促进我们对它进一步的研究,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     

唐代刑罚体系的演变——以杖刑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刑罚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有新的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先后制定了有别于律文规定的先决杖、脊杖、臀杖、重杖等杖刑,在《唐律》之外,形成了一个刑罚补充体系,以格的形式颁布实施。它们和各种主刑相结合,成为唐代刑罚体系的新内容。大中七年出台的折杖法,只是作为笞、杖刑本刑的执行刑,而笞、杖刑仍是五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被废除,依然是唐朝在行的法定刑。     

民国时期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四省,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全国农业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农业改革拉开了序幕。流域的农业改革涉及到各个层面,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发展社会教育,提高农民技能,形成了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农业新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各级农业改良组织的建立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思想观念,开化了社会风气,推动了淮河流域农业改革的展开。     

北朝道教造像再考察——以造像碑为中心

本文对北朝道教造像碑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分期,在此基础上,对北朝道教造像碑主尊造像与魏晋壁画墓墓主形象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道教造像样式应来源于传统文化因素的观点。最后,通过实物与同时期道经中有关尊神名号、衣冠制度等文献的对比,认为早期道教造像系统具有较强的民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