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学者开始从单纯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俗,强调田野调查,强调在田野中观察民俗生活、民俗表演的情境、民俗表演的人际互动、民俗表演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等等,呈现出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取向,时空、人、社会、表演、变迁、日常生活等系列关键词,表明在语境中研究民俗的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方法以及学术取向,初步具备学术范式的意义。     

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向来是自成体系的,历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一套本土概念体系即民俗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世界。民俗语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和地方性知识,能够直接传达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暗含着民众对民俗活动意义的理解,成为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冀南"打醮"活动是理解民俗语汇极好的田野案例,在当地人话语体系中"功"是具有普适性意义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民俗语汇,以"功"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两个维度解读其语义体系和应用逻辑,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运作机制,并以此验证民俗语汇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的可行性。     

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表演理论＂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民俗学界的主导性理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民俗学与语言人类学两个学科范畴。本文简要介绍这一理论被更新与推进的历史过程,描述了＂表演理论＂之后欧美民俗学的研究趋势。     

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时,＂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呈现出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转型,给中国民俗学注入了一股活力。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CSSCI

2013年5月10日至13日,受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岩本通弥教授的邀请,我与高丙中、户晓辉两位教授前往东京大学参加主题为"民俗学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的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来自韩国的南根祐、丁秀珍、李相贤三位教授.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通气会",是岩本教授所设计的一个为期十年的中日韩国际研究项目的筹备会.根据岩本教授的介绍,我们知道当时在座的日韩民俗学家之前已经有过密切的合作,并且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他们都主张民俗学应该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都在思考"非遗时代结束之后民俗学的走向";都认为民俗学的固有使命是"培养具有主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市民(公民)"等.中国民俗学者有关"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等概念和主题的相关研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对高丙中教授于二十年之前,在未受德国民俗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民俗生活"的概念十分好奇.岩本教授把大家引为同调,称大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影响,相互之间有合作的必要;尽管目前大家在各自国家的民俗学领域里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是,岩本教授仍然自信而又幽默地说,"沃尔夫冈·卡舒巴不是已经从当年的少数派变成当下的主流了吗?"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灵肉二元论的反叛,身体成为西方人文社会各学科持久的热点之一。1989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民俗学家凯瑟琳·扬依照民俗(folklore)的构词法,创造性地提出"身体民俗"(bodylore)一词,着力于探讨有关身体的民俗或知识,特别是身体如何参与构建社会意义。本文主要追溯美国民俗学身体转向的社会与学术思潮背景,勾勒其基本理论视角与研究路径,并指出身体性、身体知识是民俗知识的根本属性之一。     

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

本文以《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为对象,将其置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并发掘其中彰显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可以运用以下想象力来丰富研究视域:发现俗民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意义;洞悉变迁社会中的民俗传承本质;立足于民俗社会并反观社会变迁。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     

“杂吧地儿”:中国都市民俗学的一种方法

"杂吧地儿"是旧京土语,专指前门外那个三教九流汇聚而称作天桥的地方。从市场、市声、剧场、博物馆、地铁等不同空间观之,今日北京城的生机正在于其不断试图清理、消除的"杂吧地儿"属性和市井小民不断刷新的"杂吧地儿"之韧性。目前,以百老汇为模版,在天桥地界纷纷耸立的诸多豪奢建筑,并不仅仅是景观、剧场。它们在不停地强行嵌入、叠写天桥,又力求全方位覆盖以刷新。作为"老街",杂吧地儿天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方法,至少是一缕永难泯灭的"念想"。将杂吧地儿视为一种方法,就有可能重新评估世界范围内类似地方与其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各色人等可能生存的杂吧地儿才是一个空间、一座伟大城市真正的生态和常态,是一座城市前行的动力与助力。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

继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钟敬文教授于去年12月在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学术报告中,再次提到“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命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解读——从文明到文化的转向

1995年初,笔者写了《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其宗旨之一就是切割（作为学生爱国运动和国民外交运动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文的宗旨,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于“新文化运动”进行深入剖析。五四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指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写道：“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新青年》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新知识界领导人1917年云集于《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其实,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来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     

“生世界”: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新动向——日本民俗学者岛村恭则教授访谈录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毕雪飞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访问研究期间,受我刊委托,于2018年2月19日对岛村恭则教授进行专访,旨在加深对日本民俗学发展动态、学术前沿的了解。本次访谈的录音由浙江农林大学中外比较艺术专业研究生陈嘉音整理完成。本刊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编排整理,以飨读者。     

后脱贫时代深度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路径探究

后脱贫时代,为实现巩固脱贫成果,稳定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本文从如何通过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建立、教育助力稳定脱贫以及激发内生动力防止返贫等方面进行探索.这对稳定脱贫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来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