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象征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鲁西南丧葬纸扎为例

纸扎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乡民艺术,与礼仪、祭祀活动密切相连。鲁西南地区素来重视丧葬礼仪,仪式中的纸扎品类丰富、制作精美。通过对一场鲁西南乡村三周年仪式的田野调查,将纸扎置于丧葬仪式这一乡民生活场景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纸扎与丧葬礼俗的依存关系,具体而微地呈现纸扎引发的村落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展演与互动。     

汉民族丧葬仪式中对“运”平衡观念的处理——对川中地区丧葬仪式中“找中线”环节的分析

对出生与死亡仪式的解析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话题。在汉族丧葬仪式的一整套程序中,“下葬”是最为受重视的一个环节,其中找准中心位置尤为关键。本文通过对川中地区的丧葬仪式的透视,分析了在这一仪式环节中民间是如何通过“找中线”这一手段来平衡处理祖先与其子孙,及各继嗣群分支之间的关系的,并对形成这一习俗背后的深层原因—汉族民间宗教的宇宙观的影响作了简要分析。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灾荒文化视阈下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是“差序格局”。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     

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

近年来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量佛教遗物,清楚地显示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即佛教南方之路的大致轮廓。木田知生先生曾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江浙等地方志中有关汉至西晋间的佛寺记载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方志所载与近年来出土早期佛教遗物的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方志虽不可全信,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即此可以认为,汉至西晋间吴地已出现了许多佛寺建筑,这与近年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有一定联系,均与当时当地的宗教氛围分不开。长江上游的佛寺情况尚未整理,但由江浙等地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四川等地佛教艺术的出现亦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有一定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以礼金变迁为切入点,以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为例,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透视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有乡土格局已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层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伦理纲常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从立法视角审视“文物”概念——以《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为契机而展开

《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作为法律概念,承载被普遍认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等重要价值,其必须有形、可控,且范围确定,而“文物”概念本身亦应具备法律规定性和明确性两方面的重要特征。故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不宜将类似“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范围模糊概念仓促纳入“文物”范畴;而以“文化遗产”概念取代“文物”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一场“不败而败”的颜色战

当“水色”遇到“油色” 1715年,“阅色无数”的中国皇帝康熙,却被西洋色迷了心窍。始作俑者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这一年,郎世宁给康熙带来一箱珐琅器,珐琅器颜色的艳丽,迷住了康熙,也随后在宫廷内点燃了一场西洋色的风暴。     

中国古典家具发展进入楠木时代 围绕“楠木文化与贵族生活方式”展开的对话

在起自上世纪80年代的占典家具热、兴盛于世纪之交的红木家具热之后,2011年堪称“楠木家具复兴元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室雅捕香中国楠木第一家和金贵楠雅金丝楠家具艺术馆开业,楠术家具以其“皇室背景”和华丽身姿横空出世,引领中国古典家具文化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祭祀仪式“反结构”的“不完整倒置性”——基于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的讨论

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壮族"祭太阳"仪式在"反结构"阈限期内具有"不完整倒置性"现象。在上果村的传统文化和村民生活结构中,"祭太阳"仪式的"反结构"具有生活的逻辑性和合理性。"祭太阳"仪式中男性与女性"不完整倒置"的反结构现象蕴涵了上果村传统地方知识、壮族两性文化和仪式结构功能共同支配下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从政治宣传画到旅游商品——户县农民画：一种艺术“传统”的创造与再生产

通过追溯户县农民画的缘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集中讨论了农民画这一艺术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机制。作者依据对实证资料的分析,指出农民画作为一种政治宣传艺术内涵着各种悖论,新时期农民画以多种路径经过重新的定义和解说实现了朝向现代民间绘画或民间艺术的转型,这为农民画赋予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新农村的同时,农民画也被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旅游产业卷入其中而成为旅游商品的一种,这导致农民画产生了新的悖论。户县农民画得以和当地其他民间艺术品相提并论,成为当地一种文化资源甚或土特名产,意味着农民画的地方性及其描绘的农村生活与民俗风情成为最重要的卖点。对这些有关农民画的实践活动及其复杂过程,不妨采用全球在地化的理论观点来阐释。     

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概念。有研究者将差序格局置于先秦至晚清民国丧服制度这一礼治传统之中,提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度批评。实则,费孝通所论家内的"自我主义"有田野调查根据,也与秦汉律令规定相符。恰恰应该反思以丧服制度诠释差序格局的可行性。丧服制度仅仅在战国秦汉魏晋南朝时期作为现实的叙族方式,且其历史实践与儒学"亲亲仁民爱物"的理想相违背。昭穆制度在汉代以来以儒学重构家国天下的历程中复兴,并取代丧服制度成为现实的叙族方式。基于社会学理论而脱离原创语境和历史语境对经典概念内涵的扩大,无益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建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全盘接受书面的经典性知识,而忽视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和运作逻辑。对历史文本和历史实践,尤其是不同层次历史实践的精准区分和辨析,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并建构对于历史真实的社会学认知。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东至化工区建设述论——上海皖南“小三线”的个案研究

上海"小三线"在皖南后方基地兴建了不少军工企业,东至化工区是其中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东至位于皖南的最西面,相对来说距离上海最远,加上化工原料和产品的特殊性,生产运输、物质生活都更加困难,但成绩不容抹杀,特别是其产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是共和国史书里值得记录的一笔。东至化工区建成稍晚,三线建设衰落后即移交给地方政府,存在时间较短。在此过程中,"小三线"企业与当地社会产生了一定互动关系,并对城镇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在东至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     

独特的人文景观——“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本年度本刊的封面,采用的是我省开平市蚬冈镇最有名的民居建筑——碉楼景观。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今年初,国务院将“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我国申报2007年“世界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今年,开平全城进入“申遗”的冲刺阶段,“申遗”工作备受各方关注,也是我省今年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韩先楚同“四人帮”的抗争——围绕“9号文件”的严正辩诬

<正>1974年,韩先楚已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当年3月22日,在他第二次下部队回到兰州后,就收到中央直接寄给他个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文件中说:福州地区批林整风长期深入不下去,批林批孔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9号文件犹如泰山压顶,使他身心不宁。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分明     

最后的“士大夫”——《教育之树常青》序

我上初中时期,张薇之同志已担任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可以说是久闻其名。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东湖高新区工作,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同志约华中理工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同志、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同志及江汉大学原副校长张薇之同志到东湖高新区视察。高新区的同志们非常兴奋,称四位老校长都是武汉最值得尊敬的教育家。     

滕阁一序多疑云 王勃“作年”讼至今——试从“童子”、“终童”与“三尺”等看王勃作《滕王阁序》的确切年龄

唐才子王勃所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精美绝伦,文采辉耀古今。然千百年以来,对于王勃作序的年龄却争讼不休。序文中所提及的“童子”“、三尺”等概念极易使人误解王勃当时尚未成年,也就是“十三、四岁”。笔者试图从“童子与终童”、“三尺与职官”“、《滕王阁序》与《上百里昌言疏》等文章的前后相继性”三个角度来考证此序文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王勃时年26岁。     

30年代因“郭沫若”而起的一次署名权纠纷

1932年初,北平、上海的各大书店里,一本署名李季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受到了许多进步读的青睐。其实知晓个中情形的都明白这是经过出版社乔装改面的一本郭沫若译。     

“越境而书”应是二轮志书编纂的一项通则

在旧方志编纂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做“不越境而书”,就是要求志书编纂者只书写本境以内（本行政区域以内）的地、事、人、物,包括地理、建置、田赋、桥梁、津渡、市集、学校、衙署、城池、兵事、职官、选举、人物、风俗、艺文、灾异等项内容.在古代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迟缓的情况下,志书编纂“不越境而书”的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困难,因而代代相继,被作为一条重要的编纂原则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