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但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仍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探讨,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依旧晦暗不明。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会注意到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套礼教制度,妇女问题成为其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始自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和组成部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在这场运动的初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周作人与顾颉刚便是其中的代表。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算起,中国现代民俗学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俗学的盛衰沉浮一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息息相关。当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与文化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创始人之一。江苏苏州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曾积极参加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活动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创立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会丛书。30年代在北平发起成立风谣学会,主编《民俗》、《民风》、《谣俗》等     

贺登崧神父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

比利时人贺登崧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神父,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华北地区传教,并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他将当时欧洲语言学界的一种重要理论和方法——方言地理学引进中国,并将之运用到汉语方言和民俗学的研究实践中,开创了汉语方言地理学和民俗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贺登崧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至今仍具极高的学术价值,应当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     

解放前上海民俗学运动掠影

上海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贡献是很大的。在1995年巴蜀书社出版我之《中国民俗学史》中,对上海的民俗学运动有简略的介绍。如：1921年1月上海《妇女杂志》开辟“民间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胡愈之发表了《论民间学》;乐嗣炳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38册的《儿童歌谣集》;1931年叶德均在上海编《草野》的“风俗专号”;     

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兼论黄氏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黄遵宪创建中国近代民俗学体系的贡献予以了肯定,并逐步开展了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黄遵宪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特征是比较研究法。他在创建民俗学理论中,往往将中日两国作为比较的基准,从中抽绎出特征、规律及结论。而这种比较研究在他对日本民俗及社会风尚的研究中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敬祈方家指正。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一九八八——一九九三年的中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民俗学会的创建,自1927年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它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继北大歌谣研究会之后,开启了中国民众文化事业的学术新篇章和中国现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运动的新里程。它历经风雨,虬曲盘旋。70年代改革开放的东风劲吹,它花木逢春,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俗文化的沃土。1978年,钟敬文等7教授倡仪恢复民俗学科和民俗学会工作,1983年召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     

"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新秀奖"征稿启事

为培养学术新人、推动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民族艺术》、《民间文化论坛》、《民俗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民俗学刊》五家杂志社联合举办“民间文化研究新秀奖”征稿评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

我国民俗学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由五四文化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发展而来。钟敬文将五四文化模式引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在高校中文系的格局中,创建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同时在高校社会学的格局中,创建了民俗学,并从这里发展、成型和辐射,使之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当代我国民俗学面临着五四文化模式所不能解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问题,也面临着经济文化模式不能取代的精神文化建设问题,因而要在以上所述两个模式的基础上,转向国家文化模式,促进我国优秀民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其成为保持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特色要素。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神性的山歌

肇始于1918年的歌谣运动,是我国现代歌谣搜集和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间的代表性著作,如董作宾《看见她》、刘经庵《歌谣与妇女》、顾颉刚《吴歌甲集》等,都无一例外地将歌谣整理成固化的文本,随后进行相关研究。抗战时期,出现了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光未然《阿细的先鸡》、陈智良《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等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专业素养缺失现状及对策初探

随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程的实施,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的作用益加突出。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很大多没有经过民间文化方面的专业训练,专业理论和技能普遍缺失,从已经产生的各类成果看．往往剑走偏锋,离民间文化文本的原始生态状况相距甚远．这样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很不利。对此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学术机构和专业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