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构建,积极转向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18世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空间概念经历了地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三次的嬗变。考古学史研究表明考古学空间概念的三次嬗变均使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不同的空间观源自于考古学及社会学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其各不相同的哲学理路。考古学的空间性研究包括文化、生计、社会组织等,尤其是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互动是考古学必须从经验和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聚落内和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古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聚落考古为研究不同区域从居无定所到城池林立的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16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

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法国的群体结构,引发了神圣空间内的频繁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教堂这一至关重要的神圣空间当中,还延伸到了城市的世俗空间之内。近代早期神圣空间的建构经历了从观念边界的形成到仪式与象征物赋予特定空间神圣性意涵和秩序结构的过程。在城市共同体内遭到压迫或侵害的少数派群体借此建构起了“想象的”神圣空间,成为其延续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亦依托“想象的”神圣空间,进一步压制和侵占其他群体的生存空间,最终达到完全独占城市世俗空间的目的。在16世纪法国宗教冲突的背景下,神圣空间发挥了强化空间隔离,塑造群体边界的作用,成为教派矛盾的重要体现;而神圣空间的边界也成为信仰共同体边界的一类重要表征,推动了相互对立的教派身份认同边界的成型。最终,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导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和混淆,这一结果体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趋势。     

道士下山:乡村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以鲁中“锦屏山”的神圣建构为例

现代民俗学以村落空间为单元的田野研究,多指向村落内部的民俗事象,并以之寻绎村落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文化实践及其耦合机理。然而,许多研究指出,村民的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依存的边界或空间构成。清初以来,全真道以鲁中地区锦屏山为载体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使得区域社会呈现出了联村共治的实践策略和民俗智慧。锦屏山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映射出村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点,同时也展现出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展与重构。     

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形态、当代价值及其研究范式再认识

神圣空间是中国传统村落重要的空间形态，但理论界对神圣空间时有“存续论”和“废弃论”的学术争议，对其内涵、类型、流动性发展趋势以及新的研究范式也缺乏深入解读，这对人们深入认知传统村落神圣空间带来了困惑和迷茫。通过文献梳理，认为：神圣空间的内涵是“空间+意义”的综合。在传统村落中空间形态有两类，一是具有明显可观察性的宗教信仰性神圣空间，二是一切不可让渡或不可化约的人文意义的神圣空间。在内容研究方面，学术界对第一类型的神圣空间研究着墨较多，但研究特点表现在对神圣空间“本身”进行阐释。对第二类型神圣空间建构性的解读属于新兴研究类型，研究主要将传统村落神圣空间看作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动态性实践的产物。在流动性视角下，学术界更注重对传统村落神圣空间与流动性互动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之间建构和生产的研究，认为“神圣空间作为文本”更符合新的社会事实及其推动下的研究议题。不同认知范式具有差异性，相互补充是人们整体认知传统村落神圣空间的基础，也对乡村振兴实践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整理、挖掘以及塑造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引。     

历史记忆与“刘三姐”多重文化意象的建构

壮族"刘三姐"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主体"与想象空间的社会记忆相交融的文化符号。"刘三姐"被不同的记忆主体记录和想象,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不同记忆主体的不同历史心性保留或舍弃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构了"刘三姐"的不同文化意象。而想象主体隐含的人类审美感知、审美体验与审美记忆的复活,是壮族诗性传统得以延续的文化根基。     

神圣与世俗:旅游背景下佛教寺院建筑功能及其空间转化与管理

传统文物寺院旅游业的大力发展造成了寺院功能在神圣和世俗之间的转换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为游客旅游和佛教徒朝圣之间、地方发展经济和文物保护之间、以及僧侣佛法修持和寺院世俗经营之间对寺院建筑空间利用需要上的对立。本文立足于传统寺院内部建筑神圣和世俗功能的空间分异,分析了不同行为主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对寺院不同区域建筑的功能变化和要求的差异,将寺庙建筑功能区域划分为佛国象征区、僧人修行区及生活区、世俗接待区、寺庙外围区,并对各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及行为时间进行调整,提出了一些建筑功能空间转化和管理的建议。     

“神圣君权”与帝王神迹

"神圣君权"是君权神圣化的前提权力的神秘化,尤其是帝王权力的神秘化,是前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君权神秘化是君权神圣化的必要条件;君权神圣化则以"君权神授"为根本前提。在基督教统治下的前现代欧洲,上帝的授权是君王权力神圣性的依据。托马斯·阿奎那说:"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这种君权神授观念,就在世界历史已经翻开新页的近代初期,仍为各国君主死死抱住不放。1610年,英国国王詹姆     

“以生为业”:日常的神圣工作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逐渐细致化的社会分工形成了行业形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生业、行业、专业愈加紧密地伴随着。如果没有这些行业分工和专门作业,事物无法分类,货物无法上柜,仿佛一个图书馆,没有分类目录如何找到你要的书?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为一部车,那么,各个行业就像是车的各个部件。没有专门、专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社会"便无从谈起。而对于那些行业化的工作,它们是日常的,也是神圣的。我国的行业传承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说儒》中“文士”、“法利赛人”之隐喻及多重意涵

胡适《说儒》一文除探寻儒之起源外,亦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性和现实关怀。其参照基督教创教史建构孔子为"儒教教主"时涉及的"文士"、"法利赛人"有隐喻学院派学者之意,并借此揭示出知识人、学者的追求与百姓愿望之间的差距,其目的是弥合彼此之间的鸿沟,以便在民族危机之时建立起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心。从篇尾以理性解构自己建构的"教主"形象可知,胡适在此问题上亦充满困惑。但《说儒》提出的儒家及其思想与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疏离和沟通的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神圣知识”与“神授”说

藏族学者旺秋所写的《在漂泊的生活中——介绍<格萨尔>说唱艺人桑珠》一文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记述,我摘录如下: “有一次,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打猎,当爬到山腰时,天下起了毛毛雨。他找了一个躲雨的山洞,躺在那里。不一会儿进入半睡半醒的蒙眬状态。这时在眼前出现了许多谜一样的东西。桑珠带着恐惧的心     

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想象地理的理论起源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根据想象的主体和想象对象的地理尺度差异,国外想象地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探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二是研究"作者"通过地理文本的生产,以想象的方式对地方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国外近30个实证案例,指出想象地理在地方的文化建构和空间文化意义的生产等文化地理重要话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据此对国内想象地理研究提出了展望。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想象与流动：“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与地方意义建构——以凤凰古城短居旅游者为例

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动性研究不断关注各种流动现象以及流动背后所建构的意义。文章聚焦于短居旅游者这一特殊的流动类型,以凤凰古城为例,基于流动性视角,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短居旅游者在流入地的地理想象与表征、旅游实践和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发现：(1)短居旅游者“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想象与表征,以及旅游实践中对地理想象的践行两个途径实现。(2)短居旅游者通过个人经历对想象的凤凰古城加以实践,并通过异域体验和梦境追寻来实现旅游实践。(3)“流动与想象”的双重介入下,以及对“第三空间”旅游体验的践行,短居旅游者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即短居旅游者将凤凰解读为“边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以及反身性思考下的自我诠释的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对理解短居旅游者行为特征和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意涵、目的及路径——遗产多重价值的实现与转化

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在意涵上要从两个方面深化思想认识,丰富人与遗产关系的内涵。一是从主体(人)到客体(文化遗产),做到人正确对待遗产,包括理性认识接受遗产、积极保护传承遗产、努力发展创造遗产三个维度;二是从客体到主体,实现遗产为人服务,服务人的素养提升、文化生活、精神需求。基于文化遗产文化性、聚合性、创新性等鲜明属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要对人所提出的目标要求,以及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的目的主要是坚定文化自信、筑牢共同体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幸福指数。而要真正做到、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以人为本,首先必须重构文化遗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社会功能,努力兑现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同时还要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加强文化创意、广泛运用新科技等方法、渠道和平台,推动文化遗产内涵活化和向文化资产、文化资本转化。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

全球化时期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和权力是城市空间产生和演化的主要动力。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作用范围、形式及效果:资本主要作用于物质的、社会—经济空间的生产,而权力主要作用于抽象的、政治—制度空间的生产。这两个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交织。本文将"空间的生产"理论与城市空间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转型中国语境下的解析,尝试提供一个研究我国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清代微服私访与官员司法形象的多重建构

“微服私访”是指换穿便服、隐瞒身份对疑案民情进行实地访查。作为一种以官为主体的司法手段,微服私访通过奉旨、官遣、亲访、遣员或托民的方式启动,在清代民刑疑案、州县治安以及监督监察中起到了侦查取证、缉捕罪犯与司法威慑的作用,但地方一人政府下的权力集中化与证据辨伪困难等因素限制了其适用空间。民众钟情于清官私访的“集体无意识”,促成文学作品对微服私访司法效用的夸大。官方文本则借助于权力的“话语资源”影响民间创作,共同塑造私访者“清正”“勤慎”之形象,力图巩固司法体制的正当性。与之相异,讽刺与谴责文学有意淡化微服私访的司法功效,转而突显其工具性质,以揭露司法腐败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清官私访的司法意象。     

建筑民俗中神圣的“坛”

一座耗资约2亿元,为迎接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中华世纪坛,在靠近北京市中心的玉渊潭南广场崛起。     

“合理想象”的妄言

话由是从最近的一场笔墨官司引起的。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等九位前领导人后代集体质疑一位名叫师东兵的纪实文学作家,指责其作品《政坛秘闻录》的所谓高层访谈纯属虚构编造。质疑者证据凿凿,真假是非一目了然,大可不必赘言,但由此相关的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则不能不说说清楚。     

空间转向:电子传媒技术与当代史学形态

<正>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或回忆,对于历史的书写或重构,进而史学的发展,与人类传播媒介技术及其工具的变革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不仅体现在外在浅层次上的史学表现形态领域,而且体现在内在深层次上的历史感知-体验模式和史学思维方式领域。本文将主要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事实来阐明这种相关性,进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今电子传媒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史学的作用。迄今为止,人类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革命,即文字——无论是表意文字(中     

汉画中“捞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死象征

汉画像石中的“捞鼎”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现的是王权的更迭,更是两汉时期社会信仰意识的集中体现。画像中“鼎”的捞起与失落这一过程反映了生命的意义,具有灵魂重生和生命复出的隐喻。捞鼎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汉代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汉人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