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加州学派”与早期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早期现代史研究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支配。在这种范式下,西方的历史被界定为一系列构成现代性要素的"西方特性",非西方则被想象成缺失"西方特性"的前现代社会。近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遭到多元主义范式的挑战,在这方面,"加州学派"的比较研究功不可没。该学派否定了"西方特性"论,致力于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因素,同时也承认两者的差异性。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平等视之、互为主体的交互比较方法将大有用武之地。     

浅析民间故事中的“痞性”行为——以《田螺姑娘》为例

民间故事广泛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传承之中,内容丰富多彩,影响深远。同时,我们发现民间故事中的"痞性"行为,这一奇怪的现象,是在民众的认可、学者的默认下大量存在。本文以《田螺姑娘》为例,试图宏观上从社会结构共变理论和功能论视角来探讨"痞性"行为;微观上从"文化贵族"和禁忌母题来探讨,综合宏微观等四个视角来对民间故事中存在的"痞性"行为进行解读。     

简析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地区城镇化的“起步”

19世纪上半叶是德意志地区城镇化的"起步"期,城镇在外在形态、内部结构、城乡关系、城镇文化等四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城镇化运动显示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在这个起步阶段,德意志城镇化道路既显示出其邦国分治所带来的特殊性,并因各邦国内部整合不一而呈现了多样性,也与英法等国城镇化道路逐渐趋同,共同构成了西方城镇化的经验。由此反观,所谓德意志城镇化研究中的"特殊论"与"普遍论"之争,不过是"硬币两面"的不同角度认识。     

“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

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类型,政治变动和社会运行是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方面,所以,政治史和社会史也必然是历史学的主体部分。20世纪以前,中西方史学界始终是政治史一统天下,此后在否定政治史中社会史兴起。社会史的发展经历了从"否定政治"、到研究实践中"悬置政治"、再到逐步"融汇政治"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马克思“实践本体论”的确立及其解释

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有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日趋成熟的认识过程,最终确立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实践”既具有能动性,又拥有客观性,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历史客体的环境赖以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必要将它与过于强调内在超越的意识哲学或思辨哲学以及过于强调外在客体的经验主义等区分开来。     

论“学生主体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在传统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学生主体论"的呼声愈演愈烈。"学生主体论"是指教师的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而达到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一种教育理论。"学生主体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此,研究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如何营造民主、和谐的生本课堂,提高高中政治课教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间故事的“改写”

60年前,《慎重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引发一场热烈讨论;60年后,该文作者又指导一位年轻的民间故事爱好者尝试改写民间故事,并就故事"改写"问题潜心思考、专题论述,揭示了阿·托尔斯泰改写俄罗斯民间故事,格林兄弟改写德国民间故事,伊·卡尔维诺改写意大利民间故事以及董均伦、江源改写中国民间故事的成功经验,阐述了改写故事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灰姑娘”型故事研究批评

"ATU 510A灰姑娘"型故事百余年的故事研究史呈现出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变迁:中外民间故事类型的索引编纂确定了故事类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存在;类型中稳定的"继母虐待""以鞋试婚""生母变牛"等母题是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的分析重点;新马克思主义者扩大故事文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展开童话中的阶级斗争图景;女性主义研究揭示出故事中人物形象的男权中心主义实质与长期处在男权压制下的灰姑娘在当代语境中逐渐形成顺从与抗争并存的局面。一个故事个案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层累,对民间故事的互文性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命定”与“变命”:明代士人命运观

"命定论"和"变命论"是明代士人持有的两种命运观:"命定论"强调安于现状、否定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动改变命运,这一命运观的产生与士子求仕不得、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优胜劣汰等在积极进取后无所得的现实无奈际遇有关;"变命论"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来改变命运,行善则善报、行恶则恶报,这一命运观的产生与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个人修炼和阳明心学的追求"本心"等思想的流行有关。而"命定论"和"变命论"正是明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日渐加强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两相矛盾及自相矛盾的思想外化表现。     

如何面对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添加”——著作权司法实践的尴尬之一

对于有极高艺术价值却在部分表达上引用了他人作品的文学作品,著作权司法实践面临着尴尬:若不符合著作权法对适当引用的规定则要判定为抄袭,而一旦判为抄袭又将把被告作品中的"创造性添加"也一并舍弃了,间接否定了被告作品的艺术独创性。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

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

思想流派不宜笼统指认。就全盘西化思潮中的流派而言,在历史上既存在学理相同、关系密切、相互呼应的有实际发生过程的“自在的派”(以岭南大学部分师生为代表),也存在由他人根据论点而加以类分的“外在的派”(一般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两种“派”具有不同特征,在实际中不能协调一致,这影响着各自主张的表达和文化论战的走向,制约全盘西化思潮的历史命运。在研究全盘西化思潮时,两种“派”的区分有助于克服以后来概念化认识切割前人主张的倾向,并能凸显“论”、“派”及思潮本身的复杂性。     

浅析13世纪西欧提出的“主权论”

"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是西欧中世纪王权的理论依据。13世纪的西欧经历了广泛的拓荒运动,促进了贸易的复苏和发展,从而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演变,以此为基础的封建王权的性质和权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有了改变以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要求。经院哲学在阐述理性的同时对传统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法学家们在用经院哲学的方法对罗马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为自然法注入了新的法理元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主权论",由此取代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世俗的政治理论"主权论"为刚刚起步的议会制度提供了政治理论,为其继续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不能否定——读吴冷西《十年论战》有感

国内个别学者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完全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是当时也是今天回击完全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论调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着眼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排除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和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在理论上有理有据,在实践上实事求是,是认真的、慎重的,为正确认识评判历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早期的国际法理论与欧洲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地理大发现后,“发现论”“无主地论”“无主领土论”和“优先权论”等成为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国占取殖民地的国际法理论工具。“发现论”完全否定土著的事实占有,以攫取殖民地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无主地论”也无视土著的事实占有,以攫取尚未被“有效占有”的土地;当欧洲殖民帝国面临殖民地日益复杂的情况而无法忽视土著的事实占有后,由“无主地论”衍生出来的“无主领土论”开始承认土著的事实占有,却否定土著法律上的占有,以剥夺土著的财产权;“优先权论”部分承认土著事实上和法律上对土地的占有,但欧洲殖民帝国将自身作为土著土地的唯一受让人。虽然这四种理论开始完全否定,后来部分承认土著对土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财产权,但都是将殖民地“财产化”,其目的都在于为所谓的“文明国家”的欧洲殖民帝国提供占领殖民地的“正当依据”,其内核都是种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     

《论读书》的不同翻译版本对比阐释“优势竞赛论”

本文从许渊冲教授提出的"优势竞赛论"的角度将从两位翻译大家王佐良老师和廖运范老师的译本中寻求对比,从而理解优势竞赛论在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     

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

近年来关于实践的讨论,大大丰富并提高了民俗学的认识。这些讨论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实践转向"遥相呼应,但亦有很大不同:后者强调身体与行动,而前者则常关注主观启蒙。通过梳理西方民俗学的实践研究传统及近年来的实践转向与争论,由此反观中国古代"风俗"论,总结出其中古已有之的物我整体观、观风知政论与政治行动特征,这启示我们实践民俗学也需要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北师大民俗学近年来的乡村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具体展开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