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秩序的再生产——围绕皖南一村落丧葬仪式的时空过程而展开

人类学关注仪式的结构过程、象征与功能,也关注乡村社会中由仪式的礼俗信仰和文化表征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作为线性时间葬礼以及多维空间葬礼,丧葬仪式在时空、文化、制度等面向上呈现出"差序化"特点。通过对皖南福村一次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基本视角,对丧葬仪式时空过程进行了全面描述,分析了丧葬仪式在时空面向呈现的"差序化"特点,提出了乡村社会的"差序"秩序概念与"时空—文化—制度"(TSCS)平衡框架模型。这一文化模型,在四重关系(时空、内外、历史感和地方感、中心与边缘)上均呈现"差序"化特点,实现了乡村"差序"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再生产。基于"时空"维度上的乡村丧礼仪式所建构的"差序"秩序,成为研究我国乡村秩序重建的一个缩影和观察点,值得深入挖掘。     

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

本研究利用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勾画了北方乡村生活用水的情境。通过水井制度研究表明,北方乡村水井在建构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水井制度突出了地缘关系,反映了北方乡村社会的特质,对之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北方传统乡村社会的认识。     

“在乡的江湖”:近现代冀南乡村梅花拳的组织传统考察

近现代冀南乡村灾乱频发,流民现象周期性出现,梅花拳以师门、教门为纽带,自觉建构地方社会秩序并努力维持,由此形成了"在乡的江湖"的社会空间。梅花拳精英通过对"天地君亲师"等符号的活用,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在对自身体系予以神圣建构的同时,操持乡村社区公益,体现出地方尚武习俗与信仰活动的相互嵌入,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礼治传统的一部分。"在乡的江湖"的凸显,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程度日益加深、农民的社会流动加速的一种文化反映。循此路径,或有助于推进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理解。     

略论社会秩序构建视域下的乡规民约——以福建的乡规民约为例

正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不仅包括乡村社会之规矩,亦包括民间群体(作坊、商社、民办教育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等)之约定。乡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乡规民约的产生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天然关系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     

《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

正时间是万物存续的基本维度,对人类社会而言亦是如此。不过,与物理时间或钟表时间的线性、均质性有所不同,人类的时间观念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反过来或显或隐地影响社会生活。不同人类群体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时间观念亦会不同。中国乡村民众如何依据农事节律来组织与展开其年度生活?这种结构性安排又如何影响民众传统的时间观念,进而影响到整体社会文化?本书正是以民众传统的     

一种传统武力陋习的考察及对当代的警示

中国农村通过选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问题,是中国乡土社会流传已久的陋习。旧中国乡土社会村民解决村际纠纷的方式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民间调解的武力手段,从而建立了武力规制下的村落秩序,并形成了一种武力陋习。武力陋习形成的根源是政府的腐败、不作为导致的司法离场,以及村民对"江湖好汉"的推崇、行动的算计和话语权的争夺。在当今的乡土中国,这种武力陋习死灰复燃,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在乡村蔓延并与司法共生,扰乱了社会秩序,危害了公共安全。要消解这种武力陋习,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政府在农村治理上的粗暴行为,以及进一步规范民间体育社团,合理引导民间体育社团的良性竞争,并通过法治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融合,满足农民的公正性诉求。     

山西元明寺庙壁画图像叙事的农本意识——以新绛东岳稷益庙和洪洞广胜寺水神庙为中心

山西寺庙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中心,是民众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场域。新绛稷益庙和洪洞水神庙壁画内容皆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土农耕生活、祭祀仪式的真实场景。两座民间庙宇壁画中的农事图像,以特定的空间表现了农事活动的时间秩序,展现了元明时期晋南乡村民众应对农事灾害的行动策略。图像化的农业祭祀活动是特定时代国家意志的民间践行,体现了“以礼行俗”的两个面向,即“礼的民间化”和“俗的实践性”,并且逐渐演变为社会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象征性表达,由此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本意识在寺庙壁画的农事图像中得以彰显。     

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双重结构论

关于西欧中世纪庄园和村社组织研究,欧洲史学界先后出现两种倾向。不论漠视村社的存在还是重新发现村社而"撤离庄园",最终都不足以解释该时期繁复的历史现象,必须着眼于整体的、长时段的经济社会史,引入"庄园—村庄混合共同体"新概念,厘清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建构西欧乡村组织双重结构的分析框架,方能揭示这一时期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这一概念中,"庄园"和"村庄"是平行共存的两种成分,"混合共同体"是对这一组合的定性。封建制下的庄园与久已存在的村社,二者没有一体化,也没有完全各行其是,而是形成既协作又对抗的关系,推动乡村社会的发展。这种关系是乡村组织双重结构的基础,也是西欧乡村社会独特的历史特征。中世纪乡村共同体理念对欧洲影响深远,是一笔值得研究的历史遗产。     

《宋代乡村组织研究》读后

宋代乡村组织,是深入理解宋代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宋代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探讨这把“钥匙”就具有了特别鲜明的学术意义。谭景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成了47万字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一书,于2010年4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付梓。通读之后,感觉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0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

社会建设是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个时代性命题，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既是民国以来新的社会秩序重建时代需求的集中呈现，也是民国建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选择。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自发性地相继而起，却又呈现着大体一致的重建乡村社会走向，恰恰是社会建设时代诉求在乡土中国的深度体现。乡村建设即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即由乡村建设而起，这形成当时中国建设思潮与社会运动颇具特色的历史情势。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社会部，始将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体系。由社会部主导的社会建设事务却最终陷入困境。社会建设之首要在于民生，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社会建设，只有在民族-国家整体建设的战略规划中才能获得正解。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     

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

在封建社会里,或说在农村人口占据绝大比例的前工业社会中,乡村组织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亦是封建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基础。乡村政治组织,与标志生产方式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相类相从,皆是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课题。本拟对英国和中国封建晚期社会的乡村基层组织做一较系统的考察和比较,包括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司法诉讼与教化以及乡村精英阶层分析等,以期表明中国和英国封建晚期社会不同的发展轨。     

浅析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

乡村合作组织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的解决当时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其对乡村合作组织建设的设想和实践过程中,强烈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怀。其乡村组织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为本西洋文化为辅的思想、以农促工的经济思想、对传统乡约的发扬和改造以及合作组织和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等方面。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的乡村组织建设中仍具有积极意义。     

仪式、记忆与知识传承——辽东满族"二月二"节俗调查

辽东满族地区的"二月二"节俗包括初一的祭祀准备厦初二当天的祭祀仪式两大部分.时至今日,"二月二"节俗仍然在当地有所传承,其仪式的宗教意识淡化,实用功能凸显,并具有调节农耕周期、传承农耕知识、祈盼农事顺利的地方性功能与意义.正是通过民众的个体与集体记忆的描述,仪式程序及信仰心理的不断强化和巩固,传统农耕知识与技术智慧得以延续传承.     

女真宗族部族组织的习惯法

在女真建国前的社会生活里,其宗族部族组织为了更好地处理其内部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多已采用了习惯法。女真的习惯法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及婚姻等多种社会生活中都有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其保证了女真建国前社会秩序的有序性,从而加快了女真建国的进程。     

有关东汉侍廷里父老(亻单)的几个问题

东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是我们所知道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乡里民约。约束文透露出了当时的乡里社会同其前后相比自有其特殊性的信息。国家政府必须依赖和通过父老者流的民间社会领袖人物来确立一种乡村社会秩序,国家政权虽然通过行政组织控制着乡村,然乡里实具有半自治的性质。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关于"水排"复原之再探

拙作"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及其复原"一文,是在"文物"1959年第5期上发表的,这里面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立轮式"水排"的复原;(二)卧轮式"水排"的复原;(三)王桢"农书"所载卧轮式"水排"图的复原.在本刊同年第7期上,看到了杨宽先生的"关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讨论"一文.杨先生有关"水排"复原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地方,直接有助于"水排"复原的研究;也有的地方,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对复原"水排"的研究来说是有益的.在看了杨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愿就"水排"复原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作为前文的补充和修正.我在前文所提出的关于王桢"农书"所载"水排"图的复原设计,看来还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所绘制的立轮式"水排"示意图,其中的"偃木",我将它横立在"直木"的上边:杨先生认为"偃木"应竖装在     

显与隐:中国农事器物记录观念论

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记录中,中国农事器物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意涵,成为"天工"之技、"本土智慧"、"先进"科技、"民艺"乃至"平民历史"的载体。凭借自觉或不自觉地"显隐"之法,这些记录将农事器物纳入不同的范畴;在再现农事器物与人的关系时,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倾向。从器物环境到与人的关系,再到器物本身,对器物的"新旧"显隐记录,折射了时人对机械化的憧憬或恐惧,其实质是对科学技术的"信仰"或"质疑"。综观不同记录,一个理想的农事器物记录,至少是未忽视与"器物"相伴之"人"及其生活的记录。     

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