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符号在当代油画语言中的重构与转换

民俗文化与当代油画看似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实则不然,二者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相互交融与渗透的状态。油画创作者深受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俗沃土影响,却形成了异于本土艺术传统的审美品格、认知与心性,进而在油画创作中有着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呈现。以民俗文化在中国油画历史语境下所产生的背景为切入点,选取当代油画中向民俗文化借鉴并重构与转换的油画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厘清传统民俗文化符号和油画语言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进而对探索民俗文化符号的相关理念及表现形式在当代油画中所形成的审美视觉语言的意义颇有助益。     

萨满教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西方文化支配东方"异文化"的历史过程和文化手段。萨满教作为一种"异文化",20世纪以来,经历了由"迷信"到"民族文化"的身份之变,并因其越来越在现代知识网格和制度体制中占据位置,而被纳入到中国现代性展开的特定历史进程之中。20世纪初中国引介的西方话语与本土具体的生活世界相互塑造,而成为社会文化再生产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我们欲以"异文化"萨满教为基点,勘查文化霸权在东方具体的运作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东方主体的角度回应了萨义德解释的东方学实质。     

小地方与大世界:一个边缘藏族社区的本土现代性

在全球化时代,单一现代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调,有必要关注不同文化经验对本土现代性的塑造。通过探讨西藏芒康盐井地区"内生现代性"的故事发现:在宗教方面,西方天主教与本土藏传佛教在长期斡旋过程中,利用多种策略实现了多层面的和解与包容;在传统仪式方面,嵌入旅游的"假结婚"仪式展演,不仅是游客凝视的对象,也是藏民自在自为的传统文化实践;在价值观念方面,本地多元包容的文化体系内生出一套具有外向性、利他性、普惠性特质,并能够实现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自洽的本土价值观念。面对日益强大的现代性力量,主体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社会经济变迁的抗争过程中,但他们依然有足够的韧性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本土现代性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本土与西方互动、协商、妥协的结果,也包含本土依据地方性的文化经验应对地方发展而内生出的现代性。     

以民众为本位:当代节日志的价值旨归与实践追求——以“传统节庆文化论坛”相关讨论为核心

与节日志有关的节日叙事,关联着中国文化根底与当代精神建构的核心价值。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语境中,节日研究尽管已有较为丰赡的学术积累,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向度探索的可喜态势,但真正具有大局观、集成性、前瞻性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范式却乏善足陈。近期举办的"传统节庆文化论坛",在立足本土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围绕《中国节日志》展开激烈讨论,大致呈现出了以下三个维度的思辨趋向:关注节日中独特的身心体验和文化设置,视节日为民众建构社会关系的生活交流实践,从知识生产的过程反思节日志书写中的主体间性;将类型化的抽象概括和丰富的民众交流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以多元主体复调、多声部的织体形态生成节日数据库的"元数据标准",实现节日志研究成果的数字化,;深究节日中独特的生活叙事传统,探索当下国家政治、地方社会和民众主体之间的"礼俗互动"模式。     

“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

现代锦鲤(Koi)的发源地为日本新泻县的二十村乡,是文化复合体的表现。随着日本全球化战略的推行,锦鲤文化从地方民俗文化被建构为日本国家传统文化,并向海外传播。当全球化的锦鲤文化流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的鲤鱼吉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文化",即"中国锦鲤"文化。中国锦鲤文化不断发展变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国锦鲤""网络迷因"的衍生物。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向全球扩展,中国锦鲤或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之第三种文化"。     

人类学视域下的秧歌民俗文化生态考察——以海阳秧歌为个案

海阳秧歌作为生发于民间信仰活动、存活于农村生活中的民间艺术,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信息,是山东传统舞蹈的精髓。通过对海阳秧歌的田野调查,以其民俗艺术特征为切入点,围绕其所存在的民俗文化生态,分别从秧歌生活空间、艺术形态、传承现状等角度,阐发其与所处乡俗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为理解山东民间舞蹈的本质特征、审美与实用功能提供了可靠依据。     

民间小戏村落传承方式的调查与遗产保护的思考——以祁太秧歌为个案

传统时期,祁太秧歌的传承过程贯穿在民众生活中,家族、村落、自乐班是其主要传承空间。长辈的熏陶和村落艺人的影响是艺人学艺的最初动因和初级渠道：自乐班里的师承,是艺人出师成名的重要途径。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使秧歌表演传统在乡土社会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活力。社会变迁带来民俗文化生态的改变,民间小戏的传承面临诸多困境。建立适应现代文化生态环境的生存机制,继续民间小戏在民众生活中的传承,或许是民间小戏活态保护的一种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土族刺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土族被誉为青藏高原上的“彩虹民族”,土族刺绣文化及传统技艺以其浓厚的民族特色与精湛的工艺,伴随着土族人民的千年文化延续至今,但在现代商品经济及旅游业的冲击下,古老的刺绣习俗已有所淡化,面临着传承难、发展难、创新难等现实问题.而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文化传承,这是观照土族文化形态的一扇重要窗口.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区文化建设——基于“清河实验”项目的一些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为现阶段的社区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社区文化主体和文化自身逻辑的角度,对社区文化的文化特性和意涵进行重新思考,明晰现阶段清河地区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人与地、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疏离问题,进而挖掘与整理社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有助于创造社区文化空间、组织社区文化活动、书写社区口述史,从而建设对内认同、对外独特,并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社区文化。     

艺术源于生活:延安时期秧歌改造者的心路探析

学界对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认识,至今大多聚焦于秧歌剧本的改造及其工具性价值上,对从城市走出、粗具现代艺术修养的秧歌改造者的思想转变、认知变化、情感起伏关注不够。其实,陕北秧歌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民间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秧歌改造者为适应乡土环境和以边区政治文化要求所做的创作转向至为关键。在整风要求、下乡经历和战争与革命动员需求等因素影响下,秧歌改造者通过其现代艺术修养提升了秧歌表演中的民间艺术水准,增强了战争与革命动员的宣传水平,同时也接受了面向工农兵进行文艺创作的新立场和新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既升华了民间秧歌,也塑造了秧歌改造者,是中共政治文化与民间艺术形式有机融合的极佳范例之一。     

“文物”的变迁

现代"文物"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古籍中的"文物"有着与今日不同的内涵,最初是指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传统礼乐文明和相应的典章制度,后来在有些语境下也包含了典章制度的物化表现形式,有时还指文明或文化。现代"文物"的概念在古代则用"古器物"、"古物"、"骨董"、"古玩"等名辞来表述;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件一般用"古物"来表述,涵盖了一切有文化价值的古代遗物。民国时期重新使用的"文物"一词,与今日之"文物"有相通之处,奠定了现代"文物"内涵的基础。1950年后,"文物"成为正式的官方表述名称,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包括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切有价值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存。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俗文化变迁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了民俗文化的变迁。民俗文化变迁虽然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但却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它是应民众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化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取代,而是城乡文化优势互补;城市化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取代,而是两者的和谐共存。文化变迁必须处理好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各方面的协调与平衡,在遵循规则的前提下,促进各种文化形态的合理整合。     

谈东北秧歌风格特点—“哏”、“俏”

"哏"、"俏"是东北秧歌中最独具特色的风格。"哏"、"俏"的风格是在东北地区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产生、发展的,经过时间的积淀使其融合到了东北秧歌的动作表现之中、融入到了东北秧歌舞蹈表演之中。本文从东北秧歌风格特点"哏"、"俏"的产生、"哏"、"俏"的舞蹈表现形式、舞蹈表演中的"哏"、"俏"三个方面来分析"哏"、"俏"的风格特点、发展形式以及表现形式。     

北京香山饭店设计浅析

北京香山饭店的设计和建成,对中国建筑民族化的追求和探索,对中国现代建筑的贡献和影响,有着相当积极而深远的意义。当前社会缺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拓展与深化,导致与当代社会文化的疏离。本文阐述摆脱千篇一律的国际化转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本土建筑是我们这一代及以后几代人共同的责任。     

民和“花儿”的文化形态

著名"花儿"王子马俊曾有一句戏言:青海的"花儿"在河湟,河湟的"花儿"在民和,民和是"花儿"的窝窝。的确,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是"花儿"创作的富矿区,也是"花儿"广为传唱的流行区,其境内流行的曲令多达十数种,大小"花儿"会也有五六个,尤其以七里寺"花儿"会为最。其传唱流行的"花儿"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河湟"花儿"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七里寺"花儿",是民和地区"花儿"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有其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而     

金朝“南人”胡化考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外部对南宋隔绝而内部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加之女真统治者对汉民族的统治政策及变化,都在强制或促进着中原汉人("南人")的胡化。这种胡化状况表现在衣饰、发式、礼仪等方方面面,在心理上则呈现出对南宋的疏离,和对金朝统治的认同倾向。"南人"的胡化,消融了他们与燕云"汉人"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为元朝四等人制对汉民族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     

家乡民俗研究者的角色冲突

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学科初创之际一直到当代学术研究之中,对家乡民俗的观照成为贯穿始终的传统和特色,这与西方民俗学从异域文化到“回归本土”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对于异域文化研究而言,家乡研究属于本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在家乡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的表象之外,研究者承担的角色冲突与心理困惑并不少于异文化研究者。有学者直接指出,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从“呈现”到“模仿”:VR技术视阈下的博物馆文化“活态”展示

虚拟现实(VR)技术凭借沉浸感、交互性、想象力等优势,可为用户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维的感官体验。虚拟现实技术助力下的博物馆文化展示系统能够改进传统博物馆固有的参观方式和展览条件,引发从"呈现文化"向"模仿文化"、从"静态展台"到"交互观展"、从"人在馆中"到"人馆分离"的传播场域与文化遗产形态变迁,使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走向智慧型与"活态"化。     

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