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济南唐冶遗址采集的周代浮选样品中,出土了包括粟、黍、大豆和小麦在内的农作物以及果类、杂草等炭化种子遗存,这为了解周代山东地区农作物结构提供了首例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资料。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粟是唐冶遗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子、大豆和小麦也是农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冶遗址出土农作物均为旱地作物,没有发现稻谷,可能与西周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     

山东午台遗址龙山文化聚落生计的植物大遗存证据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午台遗址大汶口晚—龙山早(大约距今5000～4400年)阶段,居民植物利用方式包括农业生产和采集野生资源。豆科(大豆属)、藜科(藜属)、蓼科、大戟科、茄科、唇形科、十字花科、葫芦科、葡萄属等植物都可能是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组成部分,以黍亚科为主的禾本科植物可能是食物资源或者是农田杂草。聚落农耕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可能存在小规模的稻作农业;午台遗址出土的稻和小麦遗存,为认识海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农业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     

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沙隆卡遗址2016年度发掘的浮选结果表明，细石器时期居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野生物种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粟、黍在当时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齐家文化时期，作物种类有粟、黍、小麦、大麦、燕麦、大豆等，农业生产呈现出以粟类作物为主的多种旱地作物种植特点；卡约文化时期，作物仅见粟、黍、大麦，仍以粟作为主。粟、黍等本土作物，与小麦、大麦等西来作物在该聚落的交汇可能是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     

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新街遗址是一处位于渭河流域,灞河东岸黄土台地的聚落遗址。该遗址从仰韶时代晚期延续至龙山时代早期,又以仰韶晚期的遗存为主。对新街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六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狗尾草、野燕麦、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藜、酸模叶蓼、委陵菜、异型莎草、一把伞南星、水棘针等。新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街遗址所在地区的旱稻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小麦、大豆遗存在新街遗址亦有少量的发现。通过对杂草种子组合分析,可以发现,以狗尾草、藜为代表的旱地杂草的数量远高于野大豆、异型莎草等湿地杂草,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地粟作农业的大规模种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新街遗址稻作的田间管理达到了一定水平。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北大核心CSSCI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河南鹤壁市刘庄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鹤壁刘庄遗址仰韶时代晚期大司空类型土样中,浮选到比较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等农作物和非农作物黍亚科、野大豆、豆科等。这为了解该聚落生业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粟是刘庄遗址主要的农作物,刘庄遗址在平面布局上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功能区划分。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内蒙古塔布敖包遗址石器淀粉粒分析初步结果

塔布敖包遗址为一处兴隆洼文化晚期聚落,对该遗址出土的14件石磨盘、磨棒、研磨器等石器进行淀粉粒提取发现了包括黍、粟、小麦族在内的禾本科、块根块茎等植物淀粉粒遗存,另有一些暂未知种属淀粉粒。通过量化分析,并结合其他考古证据,初步认为农业生产与采集渔猎并重的模式是塔布敖包聚落的生计方式。囿于资料的局限,目前尚无法进一步衡量聚落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     

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商代植物遗存研究

赵村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是一处商文化聚落遗址,该遗址出土4534粒粟、68粒黍、267粒大豆、17粒小麦、1粒水稻,以及大量农田伴生杂草,显示出典型旱作农业特点。赵村遗址的浮选结果对我们认识商代邢台地区乃至整个商文化区的农业状况有着积极意义。     

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为了揭示粟黍农业发展初期,家畜饲喂与粟黍利用的关系,本文对距今8000年前后河北省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C、N稳定同位素分析。在重建当地野生生态系统稳定同位素特征的基础上,发现家犬和部分猪的食物结构中包含了一定量的粟黍,说明它们明显受到粟黍农业活动的影响。其次,结合大地湾、兴隆沟等遗址猪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可以发现距今8000年前后磁山遗址粟黍农业对部分猪的饲喂影响强烈,它们的食物结构已经被直接或间接添加了一定量的粟黍类食物。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沟湾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显示,植物资源在聚落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低。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一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四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曾经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麦。先民农业活动以外可能还采集野生植物。沟湾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该地区农业发展及野生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     

江苏镇江丁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

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作为补充。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作物,粟、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比小麦传入更早。此次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首次报道,其结果为研究湖熟文化生业经济提供了材料和线索。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河南漯河四处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兼论淮河上游南部地区龙山时代晚期的农业结构

本文以漯河地区四处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寺疙瘩、凌云台、善德、大悲寺）调查发现的炭化植物遗存为切入点,探讨淮河上游南部地区的农业结构。浮选出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属、小麦5种农作物,狗尾草属、马唐属等旱地与荒地杂草。量化分析显示漯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中小型遗址的作物结构以粟为主,黍为辅,普遍伴出少量稻、大豆,可能出现小麦。综合已公布的研究资料,认为龙山时代晚期淮河上游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结构趋于一致。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是一篇浮选报告。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在瓦店遗址开展的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属于龙山时代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了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在出土的农作物品种中,粟和水稻的出土概率几乎相当,这说明,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作物～粟和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作物～水稻,在瓦店遗址的龙山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是同等重要的。文章从文化因素和环境背景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瓦店浮选结果中发现了原产于西亚的小麦,说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后小麦已经传入中原的腹心地区。     

石峁遗址出土陶、石器功能反映的礼仪和生计活动

石峁城址是四千年前中国北方城市发展初期阶段的一个主要中心遗址。本文对石峁遗址的东门和韩家圪旦居住区出土的19件陶、石工具进行了微痕和残留物分析,以便了解遗址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两地点出土的石器功能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区别,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两地点人群活动特点。东门的石刀和石杵具有厨房用具的特征,包括制作发酵酒一类的食物,可能与宴饮备餐有关。韩家圪旦的多种类型陶、石工具显示出比较复杂的使用功能：有些专用于收割谷物、加工韧皮纤维或加工粟黍,有些为厨刀,还有一些为多功能工具;其中有些工具也具有加工发酵食物的特征。制作发酵食物的原料主要包括红曲霉、大米、粟黍及小麦族植物,可能与酿造红曲酒等食物有关。这些结果丰富了我们对石峁东门的礼仪性功能及其城内居民生计模式的了解,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城市发展初期城内不同区域的社会生产分工问题。     

新砦遗址出土部分动物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新砦遗址地处中原,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通过应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于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期间出土动物骨的分析显示,家畜的食物均是以C4类植物为主,而结合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结果,C4类植物应为粟黍。其食物之间的差异表明,该遗址不同种类家畜之间的饲养方式有所不同。     

河北南部两处先商文化遗址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河北村遗址和滏阳营遗址是河北南部的先商文化遗址,通过对这两处遗址出土的77件动物骨骼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猪(-7.6±1.4‰,n=33)、狗(-9‰±2‰,n=7)和牛(-9.4‰±2.6‰,n=15)的δ13C值普遍高于羊(-13.3±3.9‰,n=16)的相应值,这说明前三者主要以C4类食物(粟、黍及其副产品)为食,而羊则以C3类(野生草本植物)和C4类食物为主,据此可推测这两处遗址先民可能主要从事粟黍农业。将猪的食物作为重建先民生业经济的替代性指标可知,滏阳营遗址比河北村遗址的粟黍农业发展程度更高一些。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2017)植物遗存分析

金寨遗址位于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性聚落。该遗址2017年的浮选和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粟是金寨聚落主要的农作物,其次是水稻,这与淮河中游其他遗址的情况一致。淮河流域从东南向西北稻的比重逐渐降低,可能是受到气候条件限制或稻作农业传播速率的影响。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显示金寨聚落的水稻在东区加工、北区消费,粟黍的加工和消费都集中在东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不同区域的居民具有不同的食物偏好或等级差别。此次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植物遗存较少,可能和该时期聚落居住区的迁移有关。     

郑州商城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浮选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郑州商城遗址2009~2010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四类农作物遗存、部分禾本科杂草种子及少量豆科、藜属、蓼属、水棘针、苍耳、葡萄属、桃核等植物遗存。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农作物遗存在各类炭化遗存中占有主体地位,其中又以粟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为最高,水稻、小麦次之,黍最少。这一结果表明,在以郑州商城遗址为代表的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其中粟种植为主,水稻、小麦、黍种植为辅是该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此外,实验结果还表明,二里岗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先民同时还存在对桃属、葡萄属等可食用果类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