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祁县河湾村考察所见罗氏家族史料

自1996年9月以来,新闻报刊几次报道了山西祁县河湾村发现“罗贯中家谱”的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曾经在1997年7月10日《太原日报》发表题为《清代人“河湾罗本”不是罗贯中》的章,对这一发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篇章引出一些同志对我的批评,说我缺乏“学术风度”;有的同志发     

也为“复得徽州”说几句实话

2001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十二版,发表老作家袁鹰同志的题为《襄阳,徽州,还有其他》的文章。文章以无可争辩的笔触,写出人文、历史、地理知识和当代民情。读了之后,令人感服。除了向有关同志推荐外,我也说几句有关徽州的话。文中提及两位已故老同志生前写的文章和说的话。一位是我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同志写的《徽州何时失而复得?》的文章,一位是江苏省文联主席艾煊同志说的“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话。如今这两位老学者都先后远去了,把复得徽州的心愿留给了世人,昭示着后生们继续争取。追忆起远方同志在思考“复得徽州”这个题目…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     

《大新县志》出版九年后的反思

《大新县志》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九年多时间。我作为该志的主编，代表全体编纂人员感谢区内外十几位方志专家、学者、同行如欧阳发、苑广才、唐志敬、张一民等对它的评论，也感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广西通志馆领导和《中国地方志》、《广西地方志》、《方志研究》等杂志对它的关怀和支持，这期间共有16篇文章和来信评论到《大新县志》，或肯定其成功之处，或指出其不足之处，有的甚至“击一猛掌”，促人清醒。不论是肯定或批评，对我们编纂人员特别是我都是很好的教育；加上近年来创览全区、全国新出版的上百部市、县志…     

李岚消的退休生活无关政治只论艺术

作为一位曾居高位之人,李岚清不乏风趣和谦逊。2010年9月,他在河南安阳《秋水文章——李岚清篆刻艺术展》上讲话时,指着背后张贴的展览名称,说,“其实我既不是学艺术的,也不太懂艺术,用了‘艺术’二字我难以承受,也十分不安。我想,这个篆刻展改名字为李岚清‘另类’篆刻展可能更贴切、更符合实际”     

试论新方志的学术性

在志界同行和有关专家学者评论《广陵区志》(以下简称《广志》)时,曾指出《广志》具有学术价值。浙江魏桥同志在《广陵出新志志苑传佳话》一文中说:“区志重视学术的记述”,“有相当的学术深度”。四川张伯龄同志在评论《广志》时说:“《广志》的诞生,把当代中国地方志的学术水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黑龙江梁滨久同志来信,出了个题目,要我结合《广志》的编修,谈谈志书的学术性问题。     

论傅泽的小说创作

我省青年作家傅泽(1925—1961),在短暂的一生里,怀着对党和人民深沉而真挚的爱,写出了不少作品。已故的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同志曾说:“……他的创作路程刚开始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就因病逝世了。为惋惜文学界的一个新生力量的损失,在这里,我用那篇短短的评论记下对他的悼念。”今天,我们以同样的心情怀念傅泽同志。《傅泽短篇小说集》近已出版,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集子,收入了短篇小说《水塔顶上的人》、《号声飞过山林》、《小姐妹们》等     

方志批评学引论

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方志批评活动的蓬勃发展,方志批评学的建设问题也渐被人们所关注.早在1987年,方志学者林衍经就从当代志稿和志书评议活动的广泛开展中洞察到方志批评学的发生端倪.他说:“从方志学学科体系发展角度来看,已经透视出形成方志批评学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方志批评学已经露出端倪.或者说,其幼芽已经在温润的泥土中萌芽了.”(《志稿评议会摭论》,《山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1期)时至近年,随着方志批评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方志批评的研究也取得了明显进步.例如,方志出版社于1997年8月出版的刘柏修、刘斌主编《当代方志学概论》和黄山书社于1997年11月出版的梅森《方志学简论》,就都设有关于方志批评(或称方志评论)的专门篇章.这就是方志批评研究业已取得明显进步的一个佐证.为了进一步促进方志批评学建设沿着科学道路健康发展,笔者以为如下几个关于方志批评学的基础问题有必要提出来加以研究和讨论.     

戏剧工作者眼中的田汉

195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父亲戴不凡先生《评（金钵记）》一文,该文的编者按说：“‘白蛇传’是我国流行最广的优秀的民间传说之一。各地经常演出这个剧目,所根据的脚本不止一种,《金钵记》即其中之一。在改编工作上,这个剧本是有缺点的。戴不凡同志在本文中对这剧本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在本文发表以前,作者田汉同志已对《金钵记》作了一些修改,并已将剧名仍改为《白蛇传》,现正继续进行修改中。     

影像力量 大美情怀

2009年8月,一个别具一格的摄影大赛在北京隆重启动。 “我的香格里拉”一作为赛事名称,这个“的”字词组似乎缺少恢弘之气,但却充满浪漫气息,引人无限遐想。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香格里拉”是雪山脚下一个和平、宁静之所,人们以“适度”的生活方式,感悟世界令人惊奇和敬畏的一面。     

“运动”中的人世情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悲佃篇》的巨大贡献和可悲结论

刘师培的《悲佃篇》,用“韦裔”的笔名,发表在一九○七年七月出版的《民报》第十五期上。这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土地问题论战的重要文章之一。关于《悲佃篇》的性质,史学界评论不一,或说它是革命文献,或说它是辛亥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篇精彩论文;也有人说它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甚至以把它编入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另册”而后快。我认为,如果我们联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的根本任务,联系刘师培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联系《悲佃篇》发表时革命派和     

阎锡山与泰戈尔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是东方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代表作诗集《飞鸟集》《新月集》等词藻优美,脍炙人口。郑振铎曾评论说：“泰戈尔诚然是一个印度的爱国主义诗人。如果一场灾难把一切都毁了,泰戈尔的爱国诗歌能拯救世界。”而阎锡山则是一著名的军阀政客,从辛亥革命担任山西督军开始,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是民国时期在位最长的封疆大吏。令人称奇的是,阎锡山这个大军阀与泰戈尔这位大诗人曾有过一段相谈甚欢的“亲密接触”,值得后人玩味。     

西藏23年略忆

接到调令 1960年初,一批由《四川日报》、《四川农民日报》和《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组成的下放干部,来到四川省仁寿县先锋公社先锋大队劳动锻炼。当时我是《四川日报》的记者,也是这批下放干部的带队人之一。 我们在这里下放已有半年多了。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们从地里劳动回来,先锋大队的一位干部对我说:“樊支书,县委来电话,说四川日报要你回去,你的工作有调动。”先锋公社先锋大队是县委的典型,为了把这个典型办好,年初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县委让我担任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所以社员们都叫我“樊支书”。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之补

《四川文物》1989年第一期刊登了胡顺利同志针对我于《四川文物》1988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以下简称《成释》)一文而作的《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以下简称《胡补》),读完《胡补》,我深羡胡顺利同志的精审,痛责自己的粗疏。服膺之余,我再捡旧槁,始又感《胡补》臆断多于求真,今就所感,辨之如下。 一、关于甲阙——“王君平阙”的名称问题 在《成释》一文中,我不同意前人将1980年在成都东郊所发现的两块东汉墓阙,视着一对原阙     

说中国历史上的宰相

说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瞿林东一、关于宰相的名称、职责和身份说到“宰相”,人们或许会想到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会想到苏秦力倡合纵之说、“并相六国”的故事;或许还会想得更久远一点,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论语·宪问》）的事迹和评论,如“...     

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已有40年。创办《历史研究》的前辈有几位已经过世。《历史研究》本身也已有一段历史。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开始时《历史研究》停刊了。后来据说是毛主席说这个杂志应该再出,所以复刊了。但给“四人帮”手下的人占了几年。可能因为稿源很困难,他们也不大有兴趣办。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我看是个机会,就跟当时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联系文教工作的刘西尧     

我所知道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同志,在１９５８年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红岩》中“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陈联诗同志。 １９４０年底,我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随彭德怀同志回到了四川　绵阳我的家乡,后与地下党同志张秀熟商量,约了几位好友集资,在绵阳北街上用的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开了一个书店。我请郭沫若同志写了“绵阳普及书社”几个字作店名,以出售中小学教材为掩护,经销进步书刊,而且也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书店离绵公园很近。当时的这个公园占地３００亩,被称为“川西第一公园”,…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