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编纂中的史学诉求——以《广州市志》个案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国语所成立时间的考证,说明方志史料考证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方志的正确定位应该是历史学术著作,方志编纂其实就是从事史学研究。     

浅谈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史志关系

史、志关系是当代史学和方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中国传统史学和方志学的发展过程看,史与志在产生初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志与史书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彼此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方志一直作为史的一个部类存在。但是,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历史学已非传统的史学,方志的内容虽然包括地方历史的记述,但已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方志已成为一个以地方为对象、综合多种学术方法的综合著述体裁。     

方志中的“历史书写”研究范式——一个方志研究的新取向

正我国方志纂修历史悠久,现存方志种类繁多,有关方志研究的成果颇丰,其中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多将方志作为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受西方"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中国学界的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开始对接甚至合流,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其主要策略之一是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以考察背后的情境。尤其是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层面指出"文本"与"过去"之间的间隙,修正了传统史学企图通过"文本"重建"过去"的实证主义立场,指出了探究"文本"形成过程中所关涉的种种因素     

影像史学的新实践——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

影像史学的诞生,对历史学乃至方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影像方志的创作和发展是方志事业转型的一个标志:一方面体现在方志记述载体的转型,由纸介质转为纸、磁、光、电多介质载体;另一方面体现在方志编纂和传播形式的转型。影像方志具有独特的方志文化和影视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像方志形象、直观、多元的传播方式,突破了语言、文字、民族的边界,增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中国影像方志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需要规范管理,树立中国影像方志品牌;通过科际融合,同襄共举,用影视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继承方志传统,构筑影像方志理论和方法;以人为本,拍摄出接地气的作品,将方志文化同影视文化相结合,打造精品影像方志。     

试论中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原因

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地方志的编修,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传统方志实践何以流传至今？笔者认为,政府的重视和积极干预,一统志的编修,中国史学的发达、方志功用的变化和地方文人、学者、名流浓厚的乡土意识及对修志的积极参与,修志经费的保证,是我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主要原因。     

用现代影像技术传承方志文化——《中国影像方志》的传播价值与启示

《中国影像方志》以现代影视手段和全新的视角,从方志着眼,关注县域文化挖掘和历史表达,意欲为中国每个县都制作一部40分钟的影像方志,在地方特色中彰显民族精神,用鲜活故事表达家国情怀,打造一部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地方社会影像版的"百科全书"。《中国影像方志》将凝结成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其史学价值及对后代影响不可估量。     

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

地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已为人熟知,本文重点探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资料的几种不同取向,即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等4种利用方志的不同方式,并试图发现它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的转向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地方志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并且建议第二轮新修方志应加强对首轮修志情况的记述.     

论民国方志体例大类目的变革

方志学作为史学的一支,和史学一样同样受着西方知识系统的逐渐引进而发生变革。方志类目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知识系统的影响,而方志类目的现代化首先出现在乡土志中,同时在晚清的县志中也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的新类目。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在使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融入现代知识系统的困难,反映了两大古今知识系统的矛盾,而要将两大知识系统融合,方志编纂采取了如同史学的专门化整理,即将方志学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总之,方志编纂不是简单地用新的门类和名称将志料概括和表述的问题,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理问题,即西方知识系统中的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在方志编纂中的深化。方志编纂只有运用现代知识系统大类目,来重新归类方志内容,才能使得方志走向全新的社会主义方志。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援史入志:东北方志纂修考略(1911—1945)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之势尤烈。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传入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编纂方志受到新史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在借鉴新史学理论并应用到方志纂修中,致使志书编纂宗旨、体例、理论及方法等在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探讨1911—1945年间东北方志纂修情况,有助于推动东北方志学研究,并为今后方志纂修提供借鉴与启迪。     

胡思敬的《盐乘》——对近代正统派史著的一个解剖

胡思敬〈1870—1922〉,是中国近代史上知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之一。他一生著述甚多。《盐乘》是他于辛亥革命后写的一部方志,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治史特点。研究这部著作,不仅对于了解胡氏史学有利,而且对于了解整个近代正统派史学发展的特点、把握近代史学诸流派的大势,都有积极意义。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再论章学诚史志学说的历史贡献及辩证思想——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

章学诚系引导中国近现代史志学术史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从"六经皆史"的史学论、广泛深邃的史义说和卓然不群的史德观等方面对史学研究作了精辟阐述;另一方面,其矢"志"不渝的方志编纂事业,革故鼎新的方志学术体系特别是独到精辟的史志关系理论,又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于"章学诚其人其学几乎隐没了100年",但"在现代经历了一次被‘重新发现’的际遇",因而在其诞辰280周年之际,再度梳理和挖掘其史学、方志学等学术思想,对推进史志编研事业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之嬗变及其文学意义——兼论史学与文学之互动

艺文志是贵州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方志艺文志的编纂体例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两种类型,一是目录性质的题解方式,二是文选性质的全文收录,而每一类中又包含多种样式。贵州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的嬗变,体现的不仅是史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还蕴涵着史学与文学互动的深刻内涵。     

关于新方志批评

关于新方志批评江西省丰城史志办公室金达迈新方志批评的发生与发展方志批评推动着修志实践向前发展,就象文学发展依靠创作和评论双轨道一样,方志发展也要依靠编纂和批评这两条轨道。批评可以使实践上升到理论,批评可以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修志实践。１９８４年,中国地方...     

区域史研究与方志利用——论史景迁《王氏之死》

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研究出现重视地方、深入平民的部分转向.伴随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方志资料受到高度重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撰写小书《王氏之死》,可谓方志入史的学术典范.通过方志资料挖掘,史景迁建构了明清交替之际山东郯城动荡的城乡面貌,体现了方志入史的价值.但由于核心故事没有充分展开,也折射出历史研究过分依赖方志时导致的问题.盛世修志,当代中国已有数次编修方志的热潮.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审视方志价值,合理利用方志,意义尤为深远.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从职能同一性的视角再论史志关系问题

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史志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有四种流别:认为史志有别;认为史志无别;折中派观点;职能派观点。笔者提出应当从史志职能同一性的视角来看待史志关系,要突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并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传统进行阐释。     

修志札记

一年来,踏入方志领域,在读志修志、学习工作过程中,偶有所得,随时录之,遂成笔记数则。“志”与“史”之异同古人说:“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张居正语),或说“方志乃一方全史”(清·章学诚语),都是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同时说志与史“兼行而互证”,说方志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说明史与志互证、互补,志书“以小见大”的作用。这些都说明了“志”与“史”的共同一面。然而,修志者更应看到的是二者之间不同的一面。首先,许多学者认为方志源于古地理书,发展到元、明、清的“一统志”,一脉相传,则是与史学完全不同的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