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盱眙泗州城遗址出土紫砂器研究

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于2011-2014年对江苏盱眙县泗州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遗址中发掘出土明末清初紫砂器约30余件,主要包括茶壶、罐、花盆等。壶多为各种形制的壶盖,以一件"孟臣壶"最为珍贵。这些出土器物为研究宜兴紫砂器的时代特征和制作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

此文首先通过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特征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鸭形鼎相比较,指出尽管两地的器物整体造型相近,但检索二里头文化至今鸭形鼎仅出土过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非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考虑到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因而作者推定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既然二里头的鸭形鼎应来源于马桥文化,那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何处呢?文章首先通过马桥文化中鸭形壶与良渚文化中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比较,指出两者特征有异,另外,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尚有钱山漾一、二期文化的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次而,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另一代表性观点,即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作者围绕三个方面即长江下游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马桥文化的陶质陶色以及鸭形壶的纹饰特征展开讨论,最后,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那个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讨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向周围扩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鸭形壶中B型(原发掘报告将鸭形壶分为A、B、C三型)的详加分析,认为该文化中圈足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圜底或凹圜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因此从浙西闽北的肩头弄仅出有凹圜底鸭形壶来看,恰恰说明它应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马桥文化之后,作者又通过对安徽潜山薛家岗、特别是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光泽池湖商周墓葬以及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出土的一些近似于鸭形器物,从而认定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直至闽南。后来又对赣东北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去向和传播诸问题是南方早期文明探索过程中大家颇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从去岁以来,仅《南方文物》就发表过多位学者的研究论作,这次我们又再次刊发此文,目的是借以倡导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氖围。随着各地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争论的不断深入,相信接近或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必定越辩越明。     

青海民和喇家新石器时代遗址2018年Ⅴ2区发掘简报

2018年，为配合喇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Ⅴ2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0平方米，清理齐家文化房址2座、灰坑1个。房址F67内出土了一批典型的齐家文化器物，包括仓形器、高领双耳罐、侈口罐、深腹罐、单耳罐、尊、单耳杯、器盖等陶器，另有玉凿、石斧、牛肩胛骨等。其中的陶仓形器形制独特，较为罕见。根据出土器物判断，房址和灰坑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年。本次发掘弥补了喇家遗址中心部位的考古工作缺环，为研究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房屋的空间利用和器物组合提供了珍贵资料。     

刑 天 考

刑天考国光红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了一大批古器物,其中不乏奇特稀见之器。对这些奇特稀见器物之性质目前尚未见有人论及,而这些器物的性质又关系到遗址性质的最后确定。本文的结论就是从对这些器物的个别和综合考证得出来的。一、刑天就是枭阳标本０６７、０６９形制...     

蜀文化尖底陶器续论--兼谈成都金沙遗址的时代

通过成都金沙遗址和其周围同一时期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比较研究,探讨金沙遗址的时代.尖底陶器是金沙等遗址出土较多的器物之一,以尖底陶器的器形演变、特点,确定金沙等遗址出土尖底陶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时代位置.结合共同出土的其它器物的特点以及它们本身的发展规律,提出金沙遗址的繁荣期在春秋后期,其上限可能达到西周时期.     

茧形壶的类型、分布与分期试探

“茧形壶”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形状独特的器物。由于其腹部的形状特征(正视多呈椭圆形,侧视呈圆形)类似人们熟悉的蚕茧,因而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茧形壶”。新中国成立后,经正式考古发掘并报道的首例茧形壶是1955年在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中发现的,随后报道的是西安半坡的发掘资料。自50年代以来,在陕西的许多地点以及山西、河南、湖北、江苏、山东、甘肃等地也都有茧形壶出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茧形壶数量在200件以上,均为陶器。以墓葬出土为主,少数出土于遗址中的水井、窖穴,也有部分是零散的采集品。随着战     

陕西韩城陶渠秦墓发掘简报

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韩城市陶渠遗址发掘了15座秦墓,随葬釜、甑、盆、罐、茧形壶、蒜头壶等陶器和铁釜、铜镜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为秦统一时期。这批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韩城地区战国晚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基础资料。     

南京市栖霞区徐家村墓地汉墓M5—M7发掘简报

2019年3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徐家村墓地南部的8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6座汉代墓葬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时代较早的墓葬出土的釉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瓿,稍晚的墓葬出土的釉陶器组合为壶、瓿、罐等。此次考古发掘为南京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演变、分期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铜鸟形器、高温釉陶器等也体现出越文化的遗风。     

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上蔡县在一九七八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名称是:十里铺遗址、段寨遗址、钓鱼台遗址、蟾虎寺遗址、晒书台遗址。从地面拣到的陶片看,这几处遗址内都有河南龙山、屈家岭和大汶口三种文化堆积。河南龙山文化中,灰陶居多,黑陶次之,绳纹居多,条纹次之,并有少量方格纹;出土的器物有鼎、鬲、罐、豆、碗、壶和鬶等。屈家岭文化的陶色为赭红、深灰两种;有粗绳纹、也有素面;完整器物尚未发现,但出土很多长方形的板状鼎腿和鼎罐口沿。大汶口文化多灰陶和黑陶,纹饰有浅兰纹和竹节状纹;出土的器     

青铜瓶考识——以包山楚墓出土的“直颈平肩器”为中心

瓶是常见于先秦至汉代文献中的一种器物,出土青铜器中也有若干自名或者被学者定名为"瓶"的文物,但是这些器物要么名不符实,要么形制特殊,并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形制特征。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青铜直颈平肩器,为解决"瓶"的定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器物的形态、功用以及在墓葬中的组合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证明该类器物应该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瓶"。这种青铜瓶目前所见有16件左右,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早期以后,青铜质地的瓶走向了消亡,汉代的瓶多以陶质为主,为生活实用器,往往与井、灶等配套出土。另外青铜瓶在青铜礼器中的地位很高,其在形制上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蒜头壶、青铜锺、投壶、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加勒比海维京岛考古

加勒比海诸岛保存着许多史前遗址,本次考古发掘的巴芒特遗址位于英属维京岛之托特拉岛的西端,在遗址中出土大量石器、陶器和蚌器等,这些遗址和器物对认识加勒比海诸岛历史、土著印第安人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新绛县侯庄村唐墓发掘简报

山西省唐代遗迹的考古发现有很多,晋南地区比较重要的发现有蒲州故城、绛州衙署、万荣薛儆墓,体现了唐代河东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新绛县在唐武德元年置绛州总管府,本次发掘地点与绛州衙署遗址相距不远,发掘的几座唐墓,形制呈“刀形”或“刀把形”,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均为中下层墓葬常见器物。本次发掘为当地唐代考古新增了珍贵资料,对研究绛州衙署以北墓葬分布情况以及丧葬习俗提供了研究依据。     

河姆渡文化蝶形器再研究

蝶形器是一种仅见于河姆渡文化的特殊器物。它们一般出土于文化层内,并且没有可资证明的附属构件,故其原始用途也就不容易明确。以前虽有许多学者对其名称、用途等问题作过各种探讨,但至今仍是意见纷纷①。本文拟从观察分析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器形特征和纹饰等人手,以探求河姆渡文化蝶形器的用途。一、蝶形器的形制及其演变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石质。木质和象牙质蝶形器20件③,它们的“器形基本类似,共同特征是：外形似蝴蝶,两翼展开,上端较平,下缘圆弧”o。宋兆群先生将其分成立鸟形和飞鸟形两种④。其实,根据我们对河…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及附葬车马坑发掘简报

2015~2016年,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联合考古队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座(M30~M33)和车马坑1座(K32)。墓葬与车马坑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除M33为南北向外,其余均为东西向。M31、M32随葬器物较为丰富,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其中M32随葬有鼎、簋、壶等铜礼器。车马坑内放置两车四马,出土器物主要为铜车马器和兵器。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出土器物及车马坑与墓葬位置关系判断,M31、M32、K32为两周之际秦公嬴姓宗族墓葬及附葬车马坑。     

吉林省集安市临江墓东侧青铜时代房址考古发掘报告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临江墓的清理过程中,在墓葬东侧,墓葬与祭台之间找寻墓域铺石的探沟内发现一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内出土各类磨制石器、夹粗砂陶纺轮、陶钵等遗物58件,年代为青铜时期,其中石制品数量、种类较多,并具有一定特色。部分遗物的形制特点与同为鸭绿江流域的通化万发拨子遗址二、三期文化遗存的同类器物相似,部分遗物与朝鲜半岛青铜时代一些遗址内的出土遗物形制特点具有可比性,此次发掘为鸭绿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试论喇家遗址出土陶仓形器

<正>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于2016、2018年度的考古发掘中,各出土1件陶仓形器,分别编号为2016QMLⅣ3F63-1③:1^①、2018QMLⅤ2F67:2^②(以下简称F63-1^③:1、F67:2)。这两件器物造型特殊、纹饰精美,为齐家文化首次发现。本文拟从形制特征、出土环境、定名与用途等方面入手,对这两件器物进行初步研究,并尝试探讨这类器物的发展进程和出现的社会背景。     

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中柱盂功用的民族志类比

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中柱盂(或谓“柱盆”、“空柱盘”等),即内底中央带有空心立柱的盂形器。这种器物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此后以迄六朝,都颇流行,可谓久因不衰之器。其质地除陶、瓷类外,也有青铜铸造的。由于它们造型奇特,仅柱顶就有平、微鼓、隆突及花瓣形诸种,用途自当有别,但都难以找到相似器物与之类比。笔者曾结合民族资料对所见平或微鼓柱顶面者作过初步考证,现在提出来以供参考。中柱盂以柱为特征,然并非所有带柱器都属中柱盂。例如,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H138出土的陶带柱器(图1),口径11.5、底径5.8、高4厘米,下腹和底部小孔密集,     

蒙城尉迟寺遗址“鸟形神器”的定名与功能

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中,包括一件形制较为独特的陶制品,研究者多称为"鸟形神器"。通过相关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及其他图像资料的比较可知,该器应为粮囷的陶制模型,即"陶囷";陶囷的鸟形装饰、出土位置和相关遗迹表明,该陶囷是史前先民崇拜太阳、进行农业祭祀的礼仪用器。     

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青阳县汪村出土青铜器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通过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其形制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汪村出土青铜器是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